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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境地，必然影响政府决策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虽然人数在逐年增多、层级也在逐渐凸现，但由于受历史语境的制约，政治参与还处于个人与社会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层的两难境地
中国中产阶层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具有相同禀性。
他们都具有米尔斯所说的那种“地位恐慌”
，天生有一种依赖性，害怕政府因为意识形态变化而使自己切身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影响政府决策，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然而，政府又不可能完全听他们的，就这样，他们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除此以外，中产阶层个人与社会之间，也有一种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既是他们事业奋发向上的动力，也是迫使他们屈服于现存等级秩序的主要原因。
例如，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有趣故事：一位商务代表购买了一辆与老板完全相同的私家车，结果立刻遭到老板解雇。
于是，他向劳资调解委员会提起诉讼。
虽然他获得了赔偿，可最终仍然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在这里，商务代表的头衔表明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经济上他也买得起最昂贵的私家车。
按理说，谁也无法阻拦他购买和老板一样的车，可事实上他却不能这么做。
如果这样做，就表明他与老板之间没有了“该有的”
等级；现在他这样做了，就“活该”
丢掉原来的饭碗。
这种情形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是如此。
这说明，当一个人一旦处于社会关系网，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很容易产生追求和压制之间的矛盾。
长期生活在这种等级差别中，很容易对等级差别产生膜拜和期望，最终扭曲人的灵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参与政治，结果却成了保罗·福塞尔在其《格调》一书中对美国中产阶级所评论的那样：“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
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
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
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
“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
把这个评价用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完全合适。
中产阶层必然影响政府决策
仅仅从新中国历史看，1949年以后，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党被无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原来的工人、农民补充到精英位置上，无疑确保了在政府政策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主张。”
6在整个社会普遍“无产阶级化”
下，中产阶层成了一种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
7。
中产阶层无论怎样创造物质成果，都无法避免陷入社会结构的劣势地位，哪里还有他们参政议政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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