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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灭”
。
他们教我读教科书以外的那一本“大书”
——套句沈从文的话：“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这本致命的书非常难读。
对我而言，这些来得太早的困境之所以有机会变成文学驱动力，得益于当时“岛内移民”
“离乡潮”
蔚为流行之故：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据末期的农村女性，在“国民政府”
来台政局初定之后，无缘受教育或是念了几年小学即中辍（只有少数能念到毕业），纷然带着改善穷乡贫家的“女性任务”
，投身唯一大城台北寻找工作机会。
村中几乎每一家都有“女儿”
在台北谋生，歌星陈芬兰所唱《孤女的愿望》：“请借问播田的田庄阿伯啊，人在讲繁华都市台北对叼去（哪里去）？阮就是无依偎可怜的女儿。”
是这一群离乡女儿的命运进行曲，她们是被牺牲的一代，把青春换算成工钱寄回家。
我家族中亦有亲人在行列中，她们走踏五十、六十年代台湾农村、漂流台北的故事，仍是我心中不忍掀开的感伤角落。
这已然成熟的社会风潮，使我在少女时期遭逢困境时，能够勇敢地追随众多年轻的阿姑、阿姨、阿姐脚步，到台北寻求解答。
殊不知，台北是一个会把“困境”
放大的地方——不独原先的困境未除又添了城乡差距产生的新困局，然而正因如此，我才有机会在台北“发迹”
，对写作而言，不怕困境太大，只怕困境不够大。
我是愧疚的，与这一群“女工潮”
中年纪较小的相差仅十多岁的我，离乡为了“追寻自我”
——这四个字奢侈到令人想哭，而她们何止没有“自我”
概念，且视挣钱寄回家、挑家计是一桩天经地义的美德。
我也不禁觉得惊险，如果我早生五年，站在1968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这条“教育普及线”
之前的话，即使念完小学，即使成绩优异，以我的家境与当时乡下对待“长女”
的根深柢固观念，不可能拿钱让我补习考初中。
那么，坐火车过山洞到台北的我，看着太平洋边的龟山岛，唱的歌词绝对是：“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度日子。”
或许沾染了这群被改朝换代的时代转轮碾过的女性悲情，潜藏在内心深处，以致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一般所说的“五年级生”
，刻度往前拨，自我认同属于“四年级生”
。
第三个是“文学启蒙”
。
我想岔出来说一说，我这一代共有的小学学习国语经验。
如前所述，我生于战后十六年的清贫农村，那是个欠缺知识积蓄的地方，除了因庙会而搬演的布袋戏、歌仔戏，寻常生活只有泥水没有墨水。
一个缺乏知识仓储、政经矿脉、乡绅贤达的贫村，无论放在哪一个时代、受哪一种统治，都是位在最低阶的，易言之，是政策推动得较彻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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