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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社教社虽以留学生为核心成员的主体，但参与其中的人们似乎不再单单“挟洋自重”
作为争夺话语权的砝码，从而表现出来一个看似悖论而又普遍存在的现实，即它的成立不仅进一步促进西方成人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而且还壮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他们在用一种去新教育、去专业化的“反省现代性”
方式，来追求中国社会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构建。
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体系里，桑代克的成人学习心理、杜威的实用主义、巴伦的现代生活课程理念与儒家传统“仁义礼智信”
、新儒家的朝会和谐相处；在他们的制度设计中，现代与传统一片融洽，在“唤起民众”
“复兴民族”
背景下，不仅塾师、地方士绅、乡村自然领袖、青年骨干重组学董会，乡村学校重新被打造成地方文化中心，而且民间艺术形式被再次重视，说书、唱戏、滩簧、国术、民谣旧形式重焕光彩，与幻灯、电影、人体挂图一起，列入社会教育方式。
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政学两界的双轨行走，身份变化为争夺社会教育的话语权力增加砝码的同时，亦沟通了政学两界，践行了“政教合一”
的路径设计。
质言之，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
为宗旨的社教社的出现，不仅仅完成了社会团体的民间力量整合，努力政学两界的联络，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这种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的内在张力进一步深化，这一点，学界长久以来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揆之史实，社教社社团形象的“自我塑造”
大多包含一定的自我标榜色彩，“他者视野”
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相对疏离的观察，为那群35～50岁为主体的青壮年知识精英打造的社教社提供一种理性的、中立的历史理解和观照。
实际上，通过对社教社自我塑造和他者视野的综合，我们就有可能最近距离观察这个历史存在，细致地分析社教社和参与其中的人物及活动，我们就有了对那个时期政治、学术和教育中的权力关系做出描述的底色，正如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所言：“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深刻认识过去的思想，或许就可以揭示未来意义。
[1]李华兴：《民国教育史》，57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理事会第4次会议上有“请规定本社社徽形质案”
，决议请尚仲衣（召集人）、韩天眷、杨秉仪三人负责设计，并限于四月底将设计结果，交到事务所以便制造；理事会第6次会议，“请规定本社社徽形式案”
，决议“函请韩天眷社友继续设计，并代为征集”
；理事会第7次会议，“请规定本社社徽形质案”
，决议交第三届年会讨论。
《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心斋：《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3。
[3]《演说词及其他论文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9～90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陈礼江：《民众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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