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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由于卫生“非限于一人一家也”
[56]，必须改变近代国人缺乏卫生观念、不知卫生重要的状况，“故首宜唤起社会卫生上之注意，而贯输卫生知识，使社会明瞭卫生之重要与设施之方法，以期底于社会卫生化”
[57]。
卫生“社会化”
是卫生实现平等的基础，“因为卫生利益的实现，必须由下而上，始能有效”
，所以社会最需要的是多数人共同享受的卫生，而非少数人独享的卫生。
[58]由此要求“凡百卫生事业，社会上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负责任去做”
，“卫生社会化的范围推广起来，就是卫生国家化”
[59]。
由于并不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负责任地施行卫生，因此实现卫生的“社会化”
和“国家化”
，前者意味着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民间力量的参与，后者代表着国家话语的笼罩和政府权力的介入。
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偏重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对卫生“国家化”
的关注和论述更多。
知识分子的这种偏向，不仅是基于卫生对国家和群体的重要意义，同时还源于其对民众卫生程度的悲观态度：“夫卫生事业原由人民自由创办，无须政府强令提倡之也，无奈国民程度良莠不齐，有成事之原动力，即有破坏之反抗力。
……此种人民苟徒加以劝语必然罔效，非用法律上强制力不易革除其积习。
是以卫生虽贵由人民自动，而政府之辅助力尤为首要。”
[60]因此，尤其在公共卫生中，“非赖官厅之力不能达完满之结果”
[61]。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胡鸿基曾对此明确表态：“现代各国医学及卫生事业，所采政策，有由政府与人民分办者，有全由政府主办者，国情不同，取策自异。
我国究应采取何种，是亦所宜斟酌尽善，而以政府主办为宜。
盖在草创时代，若取放任主义，难免不蹈他国覆辙，同涉武断或虚耗等弊，故应由中央选用学识优长经验丰富之专家，规划督率，并应培植适当人才，以便分发各地运用。”
[62]
在北京，大力宣扬卫生“国家化”
的阵地主要是《医学周刊集》。
[63]《医学周刊集》由协和医学院青年学生组织的丙寅医学社所办，其主要成员从1927年至1937年相继在《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和《大公报》创办医学周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全力推动医学的国家化和社会化，其文章汇编为6卷9册的《医学周刊集》刊行，流传范围颇广，并有中学和大学采用其中的文章作为教材。
《医学周刊集》中除了一部分涉及治疗疾病和医学研究的内容之外，其医学所指涉的范围基本等同于卫生。
[64]
《医学周刊集》提出，医学国家化是医学社会化的基础，因为“国家化的医学是实现医学社会化的唯一工具”
，“要求社会任何阶级的人都能受同等的医学设施，要实现医学社会化，非先实行医学国家化不可”
[65]。
医学国家化还是卫生发展的要求。
政府应当承担保护国民健康的责任，因为这是公共卫生潮流盛行以来，政府对于国民责任的“新意义”
，是无可推诿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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