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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还有专门针对肉类卫生的具体规则，主要有《取缔肉行规则》[65]、《京师警察厅拟订取缔羊肚作坊规则》[66]、《取缔剔肉骨作坊规则》[67]等。
这些规则取缔不洁肉类，禁止与屠宰相关的商铺设于人烟稠密之处，并要求存放肉类须采用卫生的设施，各种废物须进行适当的处置等。
但这些规则都是治标之策，而且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相关的检查措施往往集中于时疫流行的时期，而缺乏长期持续的管理，[68]以致反应肉类不洁的舆论屡见报端[69]。
因此，若要从根本上改善肉类卫生，还应设立屠宰场，对牲畜的屠宰进行定点的集中管理。
对此，上海租界的市政机构早有认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94年就设立了市立屠宰场，专门供给外侨所食之肉类所设，该屠宰场设备先进，设有自动水箱，地面都用不透水材料铺成，可定时进行冲洗。
[70]1929年开设了坐落于东区的市立宰猪场，1928年起私立屠宰场得以领照经营，专门供给华人所食之肉类。
租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屠宰场的规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部局于1931年动工建造新的屠宰场，1934年投入使用，是“远东规模最大的屠宰场”
[71]。
相比上海租界较为完备的屠宰场建设，偌大一个北京城竟没有屠兽场，被舆论认为是怪事一桩[72]。
实际上，近代北京的屠宰场建设经历一波三折，虽早有意向，但几经倡议，又几经搁置。
早在清末民间就有建设屠宰场的声音。
1906年，有闪某为避免各羊肉铺临街倾泼污秽，拟在广安门内设立牛羊屠场，获外城巡警总厅批准。
[73]不到一个月之后，外城卫生局就在牛街建造好了屠宰场，宰杀猪羊按头缴纳铜元二枚。
[74]但之后随着外城卫生局的撤销屠宰场也被取消。
1907年内城巡警左厅也拟定办法招商承办屠宰场，但招标的要求非常严苛，以致最终无果。
[75]民初，京都市政公所重视屠宰场的设立，鉴于“京都首都民居日增，此项屠兽场设立，盖不容缓”
，借鉴德国以市营为主较有成效的经验，开展了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派员到天津和奉天调查，并参考各国成例，详细拟订规则，与京师警察厅就择地建设问题进行会商，“冀于民国八年得观厥成，藉惠市民也”
[76]，但这一计划终未能实现。
京师警察厅在屠宰场的设立问题上起初亦持官办态度，如1921年汤锅执业者孙致灏呈报欲设京师内外城卫生屠宰场，就被明令禁止。
[77]但到1924年警察厅就改变了想法，计划设立检验屠宰所，“拟由商人承办，归官厅监督，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期望通过检验达到管理肉类卫生的目的；当时有意承办者很多，但“或以章程未尽妥善，或以保证金不确实”
，警厅都未予批准。
[78]1926年警察厅决意设立屠宰检验所，发布了简章及布告，但仅为暂时性质，“于必要时得设立大规模之屠宰检验场所，有检验事宜附设于场内，行之此项检验所即行取消”
。
[79]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发布了《屠宰场规则》，要求“本规则施行后，各特别市、普通市须筹设公立屠宰场，其成立期至迟不得逾二年”
，并同时公布《屠宰场规则施行细则》，对屠宰场的位置、构造、设备等都进行了详细规定。
[80]在中央的号令下，1928年北平特别市公安、卫生两局共同拟订了招商承办屠宰场办法。
[81]具体工作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市政府特饬由卫生局会同商人合办，筹款四十万元，由比国购买屠宰机数架，在东西南北城，设立大规模之屠宰场四处，现在屠宰机，业于前日运到北平，现正选择适宜地点，以便从事建设，俾便屠户，而求清洁。”
[82]当时的市长何其巩对此颇多关注，要求将原定计划尽快付诸实行。
[83]但直至1934年，“迄今五载，先后呈请承办商人，均与规定不合，核其用意多觊觎包办，关于屠宰之各项捐税，迭经批驳”
，为此市政机构不得不采取官办的方式筹设屠宰场。
[84]当年四月，卫生处处长方擎前往南京卫生行政技术大会，其后又赴上海，于四月七日参观了公共租界的屠宰场，并与其主任贝德森晤谈，次日参观了吴淞卫生区熬油厂及市属的宰牲厂，“以未来本市筹设屠宰场之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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