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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但由于经费落实困难，屠宰场最终未能建成。
近代北京几次兴办屠宰场的计划，均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而均告于破产。
官方的文件将失败归因于商人不合规定，但实际上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
在市政机构一方，虽然有意官办，但因为财政的投入无法保证而不得已采用招商的办法，但商办并不利于市政机构对肉品卫生进行直接监督和管理，导致创办屠宰场以保证肉类卫生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
从肉业一方来看则更为复杂。
近代北京的肉业只是笼统上的说法，根本上并无统一的肉业及肉业的公会。
牛羊肉无论生熟买卖，基本为回民垄断，猪肉则单独成行。
且就猪业而言，“有猪店，汤锅，肉市及猪肉铺之别，其团体组织有猪业公会，猪类汤锅业公会及猪市贩卖公会等”
；猪店只管生猪买卖，以在东四牌楼为最多；屠宰归汤锅，散居东西市，以大豆巷尾最多；汤锅屠宰活猪后，发卖给肉市出售，东西两大肉市分别位于东西四牌楼，并有零肉贩肉者，分猪肉铺和肉摊，街头巷尾皆可见到，其团体组织为猪售猪卖业公会，当时还因手续不合尚未立案。
[86]各肉业之间互不统属，利益纷杂，涉及从业人员众多，地域分布也较广，难以形成统一的利益诉求，与政府的要求差距很大，难以协调。
面对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肉业内部也曾主动倡建屠宰场。
1927年牛羊猪三行同业公会为“免得他界出面包办这件事，使同业受种种不好的影响”
，拟定了组织肉类检验所简章，呈请警察厅批准，但未予通过。
[87]1933年曾有猪肉食品公会呈请包办屠宰并获得批准，但市商会立即表示了异议，猪肉同业公会也向政府呈请收回成命。
[88]
由于肉业的公会繁杂，大小商贩众多，有舆论就指出在屠宰场建造过程中势力大者必为自己牟利，选择地点与其相近处，从而损害小商贩的利益，因此建议屠宰场应按照内外城二十区分别设立，并且“令各商合力建筑，并由各商推选负责任，不支薪金，所有官家对于屠兽场之设施，仍归本区办理，如检查病牛羊，及稽查私宰等事，如此一办，既与卫生有益，而商家又免往返之劳，且由各商自动，而反动力既不能生，即便令各商每只牛羊出些须小费，亦足以涓滴归公，是一举而三者皆备也。”
[89]但此种做法耗费巨大，政府无力推动，商贩亦响应寥寥。
1934年，北平市卫生局终于放弃招商办法，决定将屠宰场事业收归官办，制定了《官办屠宰场五项原则》，这是一项对于屠宰场建设的指导性意见，照顾了近代北京肉业的商情习惯，将猪与牛羊分场屠宰，并力求不使屠宰执业人员失去生计。
[90]官办的做法也为一部分肉业商人所赞成，因为“查各埠设立屠宰场，均系官办，无论任何人皆可入场宰杀，方免一方专办，有操纵居奇之弊况”
[91]，肉业内部各方利益无法协调，只有由政府主办的屠宰场才能得到较多的支持。
但政府仍因财政困乏而无力全权承办，亦不愿再行招商，因此抗战爆发以前北京都没有建成屠宰场。
以市场和屠宰场为代表的新型商业空间，是近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有助于保证城市环境和食品的卫生。
在近代北京创建新型商业空间的过程中，东安市场得以顺利诞生，而屠宰场几次筹建均胎死腹中。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市政机构有无强力介入的决心和实力。
创建东安市场的工巡总局，是在清政府施行“新政”
期间于皇朝中心设立的市政机构，其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管理者，还代表了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因此在执行能力和财政支持上，都得到了保证。
屠宰场的专门性更强，并且须配套专业的检验设施，起始于民间的提倡，市政机构顺应民意采取了招商办法，这使屠宰场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定，而市政机构在商办过程中意图掌握主导权，更使其陷入了尴尬两难的境地。
当政府决意官办后，北京已非一国之都，地位已非昔比，财政支绌的状况更形严重，导致屠宰场之议最终未获落实。
由此可见，近代新型商业空间的产生最终取决于行政权力的介入深度，但无论这些努力成功与否，行政权力都表现出逐步增强其城市空间支配能力的强烈企图，并通过成功兴建市场实现了借卫生的要求达到“圈地”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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