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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就是使审美对象陌生化，触发艺术鉴赏中的理性激动，从而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
一切熟知的事情，人们往往以为理所当然如此，因而轻忽了它的存在，放弃了深度理解。
所以，文艺理论家提出：“要把熟悉当作陌生，要把习俗当作不可思议，要把平常当作惊异！”
当然，江淹也好，杜甫也好，他们构造奇崛的句子、沉雄的意境，出发点不只是标奇立异，引人注意，也反映了他们胸中存有一种郁勃不平之气。
三
说到“江郎才尽”
，后世更是聚讼纷纭，争议不休，主要集中在江淹是否真的“才尽”
和如何看待“才尽”
这两个焦点上。
这就进入了第三个话题。
现在来看，江淹的那些名篇力作确实产生于青年时代，特别是遭到贬谪期间；中年以后，随着名位不断增高，官声日益显赫，文学创作便逐渐走向低潮。
《南史》本传中也是这么说的：“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
。
那么，原因何在呢？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说得很神秘。
最早给出答案的，是与江淹同时代而稍晚的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
钟嵘在《诗品》中提到，有一天晚上，江淹夜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
’”
江淹听了，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来，还给了那人，“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
这种说法影响颇大。
到了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还把它收入江淹传里，并且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塞进去另外一个故事：江淹曾“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
’”
江淹从怀里掏出几尺残锦还给他，“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
’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
’自尔，淹文章踬矣。”
庙堂之上富贵安逸的环境，盘根错节的矛盾，使得江淹专注于仕途经济，而于诗文创作着力无多，自然就佳作见少了。
他在齐武帝永明初年所作的《自序》中，已经流露出满足于荣誉、地位而不思精心创作的情绪：“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
清代文学家姚鼐认为，江淹并非真的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雾经心，清思旋乏”
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
即便是诗仙李白，尽管有天纵之才，如果一直在朝廷里出任高官，安富尊荣，封侯佩印，恐怕也会诗才大减。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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