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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暂时离开音乐来阐述这一点。
1960年，巴西利亚（Brasilia）被创建为巴西的新首都，它在建筑上被独特地设计为彻底的现代主义范例，这种风格最早出现在欧洲，然后在发达国家中广为传播。
巴西利亚的建设在巴西建筑家奥斯卡·尼迈耶（Osiemeyer）的领导下进行，这个城市不是对欧洲的致敬。
它更像是在宣称，它的名字暗示着一种国际性风格的建筑：这是一种超越于民族或地区的遗产。
巴西利亚就像一份声明，现代性不专属于欧洲或北美，而是属于全世界。
然而，你并不能从建筑直接解读出这种区别，这是个关于语境和阐释的问题。
所有这些也适用于音乐。
西方音乐风格在19世纪晚期被引入日本，它是全面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由日本与西方的经济、军事力量碰撞所激发。
这不仅意味着引进西方音乐家。
学校教育系统被改革，纳入西方风格的集体歌唱和五线谱教学，日本音乐家也被送到海外受训。
中国在20世纪早期也启动了类似的音乐现代化过程，这也是更大的文化、科学和政治计划的一部分。
在上海，这一过程与服务于广大侨民社群的西方管弦乐的发展相吻合。
“上海工部局乐队”
（ShanghaiMunicipalOrchestra）与百年之前的加尔各答乐队担任相同的角色，但到1920年代早期，它已经拥有固定的中国听众。
1927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资助建立“国立音乐院”
（Natioory），即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听众对西方音乐的关注。
这为今时今日西方音乐所占据的地位，即作为中国独有的现代性表达中的一部分，打下了一定基础。
与引进西方风格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特别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新的音乐学院建立起来，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被同时纳入其中。
中国传统乐器用科学原理加以现代化，例如，以西方的小提琴家族为模板，通过标准化的调律和制造不同尺寸的中国乐器来创造出中国乐器家族。
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大型乐器合奏得以创立，它虽以西方管弦乐队为模板，但却使用新式的现代化中国乐器（图20）。
民间音乐也被现代化，官方剧团的建立集合了散落于各个现代行政区划内那些不同的、原本并无关系的音乐和舞蹈传统：音乐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现代化还包括社会实践。
传统音乐从街市和茶馆被重新安置到正式的音乐厅中，由国家雇用的专业人士在观众面前进行表演。
而那些未经现代化的民间音乐传统又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呢？
图20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
演奏者来自庇诗中乐团（BeseOrchestra）与埃德蒙顿中乐爱乐协会（EdmontonesePhilharmonicAsso），这场音乐会的标题是“中国音乐的迷人节奏”
，于2015年8月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举行
但或许最为深刻的转变是引进西方记谱法所造成的结果。
在一些国家，现代化包括采用新的文字体系。
1920年代，土耳其把阿拉伯字母换成罗马字母表，这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Atatürk）的世俗化与西方化计划中的一部分。
但采用一种新的音乐记谱法则更为极端，因为不同的记谱法或许会用相当不同的方式切割音乐的声音。
西方的五线谱以带有五个半音的七声音阶为基础，一个八度之内共有12个音符。
西方世界之外的各种音乐常常使用非常不同的音阶，其中的音符更多（或更少），将一个八度分割成不同的音程。
而且，五线谱还假定了一个规则的节拍（每个强拍之间距离相等），音符时长以二分法进行组织（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等）；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如三连音是将两个音符的时长划分为三个音符，但它们不甚灵巧且有所限制。
用五线谱记录那些并不以这种方式运作的音乐，意味着要把这些音乐硬塞进西方音乐的范畴之中，于是便会给这些音乐强加上一种虚假的千篇一律之感。
这让人回想起萨丕尔和沃尔夫在翻译美洲原住民语言时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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