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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文艺从口头的语言向笔头文字移行的同时，这些家族也发生着使他们忘却过去的激烈变化。
当他们定居耕作，女性就成为单纯的主妇，从女性到女性的传承就不再是需要。
音乐和歌舞伎不需要很久，就变成了完全的男性职业，也是这个缘故。
我想，小野阿通可能因为恰逢是这个变化节点的女性，所以拥有波澜壮阔的人生。
据说在尾张德川家的内室中做过琴艺指导的一位阿通，将小野这一姓氏赠予名为神子上典膳的剑客，后来的小野次郎右卫门即由此而来。
此事见于《望海每谈》。
以文书身份随侍在丰臣秀吉夫人北政所身边的另一位小野阿通，亲手修理了洛东藩谷玉章地藏堂的本尊像并给其上色。
据传这尊地藏像是小野小町收集情书制成的。
①《山州名迹志》等书中都写到，因为阿通是小町后裔，所以对这尊像特别崇敬。
虽然小野次郎右卫门的故事甚不可信，但小野小町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在净琉璃御前的本山寺凤来寺的峰药师，就有被称为《疮疾问答》的和歌故事，作为小野小町的虔信故事流传在东西部各地。
小町与三河国的关系很久远，阿通不可能对这位同姓前辈没有私淑之情。
对于小野小町的遗迹充满全国的事实，江户时代以来的学者们认为，除存在众多同名不同人以外没有其他解释。
但是，这仍然多少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是，这些小町们一个个留下了著名歌句，而且是绝世美女，每个人都过着身如浮萍的生活，其事迹互相结合，彼此间的分界线无法确定。
被谣曲所创造加工的几个某某小町自不待言，包括出处最为可疑的《玉造壮衰书》①，都无法抽取其中之一，将其当作其他系统的故事。
这是为什么呢?长久以来，文学史上将小町臆想为一个人，恐怕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但即便如此，其后陆续出现的传说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小町特色，无论如何都不像是为了让她的形象变得纷乱而产生的。
我的想法是，这是因为带着小町的故事周游四方的女性，最初很可能是从一个中心出发的。
如果能够将西部从九州的熊本附近起，直到奥州和羽州，与数目多到无法列举的小町壕又或是小町诞生之井之类有关的，至今仍然在人们记忆中的无数传说搜集起来，细细分类比较的话，应该就会知道，这种想法并非空谈。
将行游各地讲述小野小町故事的人，直接传为小町本人到来，在今天不用说是很怪异的事，但如果讲述的人本身就是上脑，而且以附身的形式，用第一人称讲述过去的事情的话，即使不是误解，也可以将她们称为小町。
事实上，宣讲净琉璃御前的奇瑞故事的人，在三河就有恍如小姐本人一般讲述的例子。
但是，原因还可以向其他方面寻求。
例如，如果像小野阿通这样与小野家有渊源的女性自称小野小町的传人，讲述先祖美女的故事，那又会如何呢?又或者有人在所谓有缘之地，叙述氏神本尊的灵验，或讲述地名来历，人们心甘情愿且相信这些说法的态度必然与我们对普通故事的态度不同。
在奥州，高馆陷落的悲惨历史之前，熊野信仰就已经广泛存在，现在当地的铃木氏中有一部分应该是当时移居过来的，但铃木和龟井兄弟的忠烈事迹①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根来，甚至促发了家族传记的改写。
更何况小野氏中很多人自己也奉祀神祇，而且抱有超乎寻常的对祖先的敬慕之情和对家族的自豪感。
向这些小野氏讲述过去的人，即使不是由其他地方来的小野氏的人，应该也会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慢慢地忍不住酝酿自家的新传说。
但是，至少到战国时代结束为止，曾经有过小野氏的女性怀揣着优雅辞章在他乡巡回游走的情形，由此推断有两个以上阿通的例子，便可大致清楚。
日本民族的国内移居史，尽管已经具备了相当多的史料，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至今还完全没有搞清楚，学者们仍然在谈论传说与神话中的虾夷、熊袭、出云族之类。
就讨论固有文化的构成而言，这不得不说打了一个相当大的折扣。
我所关心的不过是文艺成长的一个小方面而已，但我认为，移居的方式有两种，即直接从甲地到乙地，以及在到达之前经过可以称作迦南时代的某个长度的搜索期，最后终于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小野氏应该就是属于后者的典型一例。
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但我可以举出几个证据来。
其一，侍奉神灵的小野氏的人数在全国非常多。
不同于在土地上耕作、在海边拽网，这种地位和机会并不会在所到之处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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