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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北史何妥傳。
同時梁武弟臨川王宏，積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
如是三十餘間，計見錢已三億餘萬。
北齊富商大賈以貨賄得仕宦，屢見史冊。
隋、唐商業尤盛，而官吏以經商致巨富亦習見。
自兩宋以下，此風似不揚。
官吏兼務貨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賈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活動勢力亦漸絀。
其趨勢蓋自唐中葉以後而始變。
一則商稅日重，商利日薄。
如唐代「公廨錢」亦名「料錢」。
有七分生利者。
唐武德以後，國家倉庫猶虛，應京官料錢，並給公廨本，令當司令史番官迥易給利，計官員多少分給。
貞觀時，褚遂良極論之，然其制終不革。
開元六年，祕書少監崔沔議：「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
兼算勞費，不啻五千。
」開元十六年詔：「天下負舉，祇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可見當時社會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靑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為一時詬病，亦由其時社會一般利潤自低也。
惟其利潤降低，故商人不能進至於大富，而官僚亦無從自商人處一轉手而攫多金。
然論社會商業狀況，宋以下若轉較唐前為活潑。
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廢弛。
於是有夜市，有草市。
此蓋都市人口增加，財富旺盛，交通便利，勞動生產力發達，故商業交易，隨時隨地而擴大。
又如唐以前用錢絹，宋、元以下用銀鈔，皆可見商貨交易之後盛於前也。
蓋社會商業情況之盛衰，不必與商人所得利潤之高低為正比。
故宋以下社會一般商業雖轉盛，而資本集中之趨勢則日減。
二則貴族特權日削，官方則例日嚴，故宋、明權臣大僚，多務於厚擁田租而止。
田租之視商利，固瞠乎後矣。
偶有以貨殖見稱巨富，往往得罪，禍不旋踵。
如明初吳賈陸某，富甲江右，謂「積而不散，適以釀禍」，盡以與其徒沈萬三，身為道士以終。
沈富敵國，明太祖因而罪之，謫戍雲南。
蓋社會貧富之懸殊，與貴族特權之存廢，亦相為比例而進退也。
比如海上貿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則利入政府，官僚與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獲厚利。
社會自唐中葉以下，既無特貴，亦無殊富，則力量漸趨平均，故此後社會之亂，如王仙芝、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卻軍隊變叛以外，大抵皆饑民之騷動。
求如古社會之所謂豪傑起義者，亦渺不可得。
此亦古今社會升降轉變一大節目也。
欲知盛唐社會盛況，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論及之。
租庸調制的第二個優點，則為稅收項目之列舉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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