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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这种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造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减少，是对文明多样性、文明生态的严重破坏；它造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种族隔离”
，“全球性的种族隔离是一种在文化、种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条款等方面极不平等的结构”
，“我们可以把全球性的种族隔离概括成世界社会的实际结构”
[25]。
如果说，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暴力”
，那么，西方中心论、白人中心论，西方对现代性内涵的不合理垄断、侵占，正是形成这种“结构性暴力”
的重要结构性原因。
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与现代性所进行的前提性反思，对深化发展伦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有利于克服目前发展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应该说，揭示造成发展问题的原因，寻找走出发展困境的方法，是发展伦理学的一个基础内容。
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家，比如，古莱、可思波、克拉克等，都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
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古莱认为，现代技术、现代生活方式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是形成饥饿、贫困等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26]；可思波认为，人们没有形成正确的“以人为本”
的发展理念，是造成发展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27]；克拉克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从技术与生活方式、理念、制度这三大要素出发分析现代性的问题，确实抓住了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但问题在于，当古莱希望通过技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生活时，他所倡导的技术与生活方式，其本身正是以西方征服文化为底蕴的、资源浪费型的、不可持续的技术与生活方式；当可思波倡导“以人为本”
时，其所理解的“人”
是以西方人为标准、蓝本；而克拉克所理解的现代民主制度，也就是美国式民主。
面对目前西方发展伦理研究所存在的深层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一元论色彩，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无疑有助于人们发展伦理学文化态度的自觉化，有利于发展伦理学确立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以深层文化平等为内容的真正合理文化态度。
其二，哈维兰对现代性本身所进行的文化批判，有助于发展伦理学的学科定性真正深层化。
应该说，目前的发展伦理学虽然对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比如发展代价的分配问题、发展差距的合理性问题、发展责任与发展权利平衡性问题等——都进行了反思，但这种反思往往缺少一个基础向度，对现代性本身、现代性本身的合理性、现代性本质的多样性，进行前提性反思。
这个向度的缺失，使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在本质只是一种如何更好推进、普及已有现代性的学科，而没有成为一门对现代性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文化批判、前提性反思的深层发展伦理学。
也就是说，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仍然是在“现象论”
层面研究现代性，而没有从“本质论”
层面研究现代性。
我们认为，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现代性伦理学，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是发展伦理学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内容。
哈维兰对现代性理解问题上的西方独断论的批判，对现代性本身合理性、问题性所进行的文化批判，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基础理念、科学定位的深层化。
（三）全球发展公正性、文化调适与发展伦理学
在哈维兰看来，解决当代发展问题，需要一种系统化、全球性的思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全球伦理、发展伦理。
“除非人类对‘全球社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加现实的理解，否则就无法解决那些对其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
[28]为了解决发展问题，“文化价值和动机，以及社会制度，都需要有一些大的改变。
对个人利益、物质主义以及明显的生产、获取和消费的看重，是世界富国的特点，它们需要被抛弃，转而提倡一种更加人性化的自我形象和社会伦理”
[29]。
“这要求大大改变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及其物质主义的消费取向”
[30]，确立一种生态化、公正、平等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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