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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哈维兰人类学视野中，解决发展问题、建构合理的发展伦理，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克服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等文化一元论、文化自我中心论。
哈维兰认为，文化自我中心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对形成社会认同、增加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一个社会要有效运转，必须拥有这样一种观念：它的行为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不管其他文化的行事方式如何。
这就使个体对他们的文化传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忠诚感，他们还从文化传统中获得心理支持，这种心理支持把他们与其群体紧紧地联系起来。
在那些个人从群体获得自我认同的社会中，种族中心主义对个人的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
[31]但文化自我认同需要一个限度，文化认同不宜走向文化自大，更不能走向对其他文化的否定与歧视，走向种族中心主义。
“种族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太易于被当成是一张特许状，允许人们谴责其他文化低等，从而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削别人。”
[32]
这样，走出以西方中心论为主体的文化一元论，克服任何形式的种族自我中心论，建构一种历史具体化的文化多元论、文化相对论，就成为解决当代社会发展问题，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基础选择。
在哈维兰看来，建构以多元文化共存为内容的全球发展公正性，是走出现代化问题陷阱的根本途径。
“一个单一、同质的世界文化并不必然是未来的潮流”
，“有人把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一个社会中存在不止一种文化——视为人类的未来状态。
文化多元主义是指在同一个社会或多民族国家内具有不同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人们的社会和政治互动。
理想中的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抛弃偏执、偏见和种族主义，倡导对其他公民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尊重”
[33]。
超越各种形式的自我中心化，倡导、建构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发展公正性为内容的新的文化态度、文化价值观念、新的发展伦理，是解决当代全球发展问题的必然文化选择。
第二，克服消费主义文化理念，确立以“调适”
、“共生”
为基础与导向的文化创新观。
以更多、更好消费为目标的西方进步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主义、征服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征服主义，非理性的假定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的无限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的期望值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机会”
[34]。
哈维兰指出，以基督教等征服性宗教为基础的西方消费主义，已经导致了太多的问题。
“西方工业化社会接受这样一条来自《圣经》的断言（在《古兰经》中同样能找到）：他们是地球上所有有生之物的主宰，他们有责任去征服它们。”
[35]当人们追求无休止的征服与消费，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合理关系的冲突甚至断裂。
正如可思波所指出，消费主义的最根本问题是物质主义，是意义的丧失、“内部的空虚”
[36]，人们不知道消费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消费。
在哈维兰看来，再次明确发展的文化意义，回归文化创新的真正本质——共存与调适，是解决诸多发展问题的价值观起点。
在哈维兰看来，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文化创新、文化变迁，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与变迁都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
只有当这种变迁与创新在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承受限度之内，有利于人与自然、不同文化主体的共存时，这种创新与变迁才是可持续的、有意义的。
针对人们对发展、创新理解上的对立主义、征服主义倾向，哈维兰实质上主张以“文化调适”
代替“文化创新”
。
所谓“调适”
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同文化体共存为基础和目标的文化变迁。
因为，在哈维兰看来，创新、“变迁并不总是调适性的”
[37]，“调适，不论它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性的，都表示对当地特殊环境的较好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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