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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这样，在哈维兰那里，树立一种新的以“共存”
、“调适”
为标志，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为内容的文化创新观、文化进步观，就成为解决诸多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伦理基础。
第三，确立一种系统性、过程性的问题解决理念。
哈维兰认为，人们应对发展问题策略上的第一个问题是“非系统性”
。
虽然，人们日益认识到生态破坏、人**炸、资源短缺、贫富差距等当代社会重大发展问题间具有系统性关联。
但在实践应对策略上，人们却往往采取所谓专业化、孤立化的办法解决问题。
应对策略上，“有一个困难是：直到今天，人们还往往认为这些问题是孤立的、与自己无关的”
[39]。
人们往往“将主体孤立起来看待，而对一个专家能力范围之外的其他相关趋势不予涉及”
，并“倾向于把某人自己所属文化的希望和期待投向未来，干扰必然提出问题的科学客观性”
[40]。
人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所谓的专业方法应对发展问题，但“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在解决现存问题的时候，文化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新的问题”
[41]。
人们应对发展问题策略上的第二个问题是“非过程性”
。
人们在认识社会发展的成就时，往往错误地认为，“今天看起来好的趋势总会一直好下去，并且有可能无限期延伸到未来”
[42]。
而人们认识社会发展问题时，又往往看不到环境与文化生态、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常常会使问题发展趋势出现辩证的转机，甚至使过去的问题在具体条件下转换为有利的趋势。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哈维兰倡导一种全面、系统、过程化的解决思路。
他认为，面对全球性的复杂发展问题，需要一种“全面的视角”
、“长期的历史视角”
，既要“擅长看到各个部分如何相互配合构成较大的整体”
，又要“能够把短期的趋势放在比较长期的视野之下来看待”
；同时，还要不断探索、掌握、“熟悉应付各种各样问题的各种供选择的方法”
[43]。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建构更趋合理的全球结构、文化生态。
哈维兰以文化调适、全球发展公正性为目标，以“系统性、过程性”
为特点解决当代全球发展问题的文化人类学思路，对发展伦理学认识、推进其核心目标——全球发展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
应该说，作为对全球发展进行问题反思、意义确认、合理性建构的一门新兴学科，揭示发展公正性的价值内涵是发展伦理学一项基础性工作。
但目前发展伦理学往往从传统伦理学已有的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理念出发，反省目前的全球发展存在的问题，而相对忽视从文化生态、社会实在的规律性推进这个层面揭示全球公正性的社会存在论、社会规律论内涵。
哈维兰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文化生态、文化调适本质所进行的独特揭示，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明确全球发展公正性的社会存在论内容。
同时，其以文化生态为方法论视野，对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提出的系统、过程化思路，也有利于人们探索更加全面、科学的全球发展公正性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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