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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的全球发展理论，发展伦理学是否应该从理想出发？全球发展的理想应该生成、归依于何处？是归依于抽象、既有的价值，还是生成于客观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认识、定位全球化本身？全球化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历史起点在哪里？全球化是一个只有几十年的或者百余年历史的现代现象，还是一个具有更为深远起源、人性基础的历史必然？显然，以上问题不解决，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便存在深刻的问题。
从发展伦理学的研究现状看，虽然，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著名发展伦理学家也强调发展伦理学的多学科性、交叉性、现实性，但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仍存在诸多深层问题。
比如：（1）当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批判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时，往往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对人类历史发展和全球化本身的生成、转换而言，经济基础可以或缺吗？是否应该从历史出发，对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与经济中心主义进行区别？（2）当古莱等批判人们忽视发展的负面性、发展代价，倡导以人为终极主体的全面发展时，他们是在什么意义、什么语境、什么时代、什么空间范围内谈论发展代价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抽象永恒的普适性发展价值、发展理想吗？（3）当古莱等对全球问题、全球理想进行反思与构建时，他们是否对其自觉或不自觉持有的西方中心论有所反思？他们是否对全球化本身的历史生成和转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果没有，人们又何以获得评价全球化的理想标准？
我们认为，导致当代西方发展伦理学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深刻的历史视野，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历史方法。
客观的全球史，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实在论基础，是其生成、确认价值理想的根本基点；没有合理的全球发展观、全球史观，也就没有合理的发展伦理学。
回到历史本身，是发展伦理学深层化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作为一种全球化反思理论的“新全球史”
“全球的互动深刻地影响到所有人的命运，仅仅从西欧、从美国、日本或者其他某个社会出发，是不可能理解当代世界的。
同样，仅仅从某个社会的历史经验出发也是不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的。”
[1]如果说，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进一步从“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史、全球史”
向“以平等、多元、宽容为视野特点的新全球史、全球文明史”
的转换，则是20世纪后期以来，史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构以多民族平等为视野的世界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人们日益认识到，世界不是某个民族、国家的世界，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的结果只能是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甚至战争。
编写一部平等对待各民族、种族、国家的世界史，“宣传人类的和平与相互理解”
成为史学家关注现实、干预生活的一个重要选择。
但在实际编写过程中，凸现出一些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世界史本身。
编写世界史是否就是把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堆砌在一起？二是如何理解世界史的叙事线索。
世界史的变迁是否存在一条中心线索，应该以近代以来的强势主体欧洲为中心，还是同时以别的主体，或者以重大事件的转换为中心或者其他什么为线索梳理世界史？三是如何理解作者本身的民族、国家身份。
世界史的主要编写者大多具有西方、欧洲身份，他们能否客观地，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那样“在月球上观看地球”
[2]？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连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是否真正超越了西方中心论都可能需要讨论，“由于他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的世界的动力之源，所以人们就对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产生了怀疑”
[3]。
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对于具有非西方身份、东方身份的世界史、全球史作者来说，他们又能否真正超越自身民族、国家身份，客观地研究世界历史？如何实现世界史本身的世界性、全球史本身的全球性，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
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
[4]20世纪后期，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同民族、地区、国家之间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的交往不断发展、深化，要求人们以真正平等的眼光看待处于普遍交往中的不同民族、种族之间关系及其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要求人们深层反省与克服交往实践与知识生产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各种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
这样，再一次重写世界史，编写一部真正具有世界平等性、公正性的新全球史，成为时代精神、时代问题对史学研究者的一个新的迫切要求。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新版《全球通史》，本特利的《新全球史》，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等，应运而生，开始了世界史研究的“新全球史时代”
。
“新全球史”
区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历史上的所谓世界史、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根本之处，在于其内含着一种新的世界史观，或者说新的全球观：客观看待、平等对待这个星球上正在存在及曾经存在的所有民族、种族，充分肯定他们对人类历史的重要作用；以宽容、多样并存的眼光看待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现实与历史关系，充分尊重所有民族、种族的文化传承能力及保持其文化独特性的权力；以开放、交往的眼光看待世界历史本身，充分挖掘并肯定多样文化的存在与交流对人类进步的基础意义。
方法论上，新世界史、新全球史的重要特点是力求“反映时代精神”
与“回归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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