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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导向普适主义、绝对主义，或者导向特殊主义、相对主义。
比如古莱，在强调美好生活这个理想时，他是一个普适主义者；当他认为不同文化、集团、国家都应该有自决权，并把这种自决放大为每个人、每个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态度、理想又不相同，他实际上又否定了发展伦理标准的存在，而跳跃到了普遍主义的对立面：特殊主义、相对主义。
再比如，克拉克，在强调个人自由、每个群体发展权利的自决时，他是一个特殊主义者；但当他强调应该用美国更粗暴的方面在全球更加主动地建构美国式民主时，他又跳转为一个单一发展伦理标准的普适主义者、绝对主义者，从而导向了制度霸权。
在建设性后现代的多元论视野中，一方面，每个个体有其选择的自由，每个民族、国家、社区有其自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与自决，并不意味着在不存在历史性、过程性的相对一致伦理标准；另一方面，虽然不同主体间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达成相对一致的发展伦理标准，但这种共识并不具有方法论上的绝对性，随着发展过程的演变、时间的推移，这种标准的内容会有所变化。
这种处于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建设性多元论的发展标准，可以称为“过程性的共同善”
。
所谓过程性的共同善，就是说，一方面，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善，但共同善的内容又是过程性的、变化的；另一方面，虽然共同善的具体内容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但人们总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共同善这个发展目标形成共识。
第三，关于发展伦理的实践推进。
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野中，发展伦理的实践过程、建构过程是一个多文化互动、自然性与主体性互动的创造性转换过程。
面对发展实践，目前的发展伦理研究者往往表现出两种情绪，一是急躁情绪；一是无为情绪。
发展伦理学的普适主义者、绝对主义者往往具有一种急躁情绪，他们往往希望通过粗暴的、激进的实践方案，如强制性地建立起民主与自由，尽快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比如克拉克在其制度论导向的发展理念中就明显流露出这种情绪。
但这种激进、干涉性的实践方案其后果往往是导致更多的发展问题、非人道问题。
发展伦理学的特殊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则往往表现出一种无为情绪。
当一种发展伦理学，比如古莱的发展伦理学，从尊重不同民族、主体的文化传统导向发展标准的绝对不同、相对主义时，导向对发展标准的实践性否定时，这种发展伦理学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实践性。
面对这种没有标准的标准，人们在发展实践中无所适从。
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野中，发展伦理学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创造性转换过程。
对待发展问题、发展实践的合理态度是宽容、等待与希望、行动的有机结合。
既要避免发展实践中的霸权主义，急躁情绪，又要避免发展实践中的无为主义、消极态度。
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必然变迁过程，人们可能对这个过程进行理性的认识、积极的作为；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也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复杂交往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任何一个发展主体不具有主宰这个过程的绝对权力。
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建设性的行动过程，没有人的创造性，也就没有社会发展，同时，脱离了历史文化传统等复杂因素，所谓创造就会是破坏。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人的创造性实践又受到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在推动社会发展创造性转换中，合理态度是宽容与希望、行动与等待的有机结合。
正如科布先生所说，我们既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希望。
过程哲学使“生活在潮流中的人们不失去希望与意义”
[4]。
总之，发展伦理学是一个过程性的社会反思与社会建构理论，过程思想、过程哲学将为发展伦理学的真正建构、未来发展提供基础方法论支撑。
发展伦理学与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里只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述。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1]De，Developmehics：aguidetothetheoryandpradon，ZedBooksLtd，1995，p.7.
[2]De，Developmehics：aguidetothetheoryandpradon，ZedBooksLtd，1995，p.1.
[3]JohnB.Cobb，WhyresstCA，2004，p.46.
[4]JohnB.Cobb，WhyresstCA，2004，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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