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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空间和伦理在诸多层面双向开启、双向建构、双向约束，需要构建一种自觉的“空间—伦理”
视阈。
第一，在社会实在论层面，空间与伦理是一种双向建构、双向约束的关系。
一方面，空间是由具有一定伦理素养、伦理需要的人所创新。
空间既如列斐弗尔所说具有政治性，也如哈里斯所说具有伦理性。
空间的功能具有多重性、交叉性，既具有实用功能、功能，也具有伦理功能；空间是形成、塑造人们的伦理关系的重要实在场所。
[5]另一方面，伦理又往往通过空间关系来实现。
人们之间的上下、尊卑等伦理关系往往感性、现实性地外化为人们对不同样态空间的占有，或在同一空间时处的具体不同位置。
比如，穷人与富人具有不同的居住条件，长辈与晚辈在同一房间中会处于不同的位置。
也就是说，离开了空间关系，所谓的伦理关系将无从实现、体现。
第二，在社会认识论层面，认识当代复杂社会既需要空间向度，也需要伦理向度。
一方面，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考察、定位现代社会，必须有一个“伦理罗盘”
，伦理是人们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必要向度，“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
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
[6]。
另一方面，考察现代性也离不开空间向度、“空间罗盘”
。
空间生产、空间权利已经成为人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项基本权利，空间是实现也是认识人的主体价值的重要条件与中介。
通过考察人们之间在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等方面的现状，就可能真实把握人们之间的伦理、价值关系。
离开了空间向度，对价值向度的认识将走向抽象；离开了伦理向度，对空间关系的认识将失去意义。
第三，在社会评价论层面，空间与伦理、空间性与伦理性，构成一种具体的多样性与一元性的双向约束关系。
一方面，从目前的使用看，人们往往把空间性理解为多样性，这样，引入伦理范畴，用伦理性来约束空间性，就可以防止人们把空间性理解为绝对的文化地理相对主义。
另一方面，人们对伦理的理解存在抽象的一元化倾向，往往把一个民族、地域的价值上升为抽象的普遍价值，这样，引入空间范畴，明确价值性对空间性的依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纠正人们在伦理观、价值观问题上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
空间性与伦理性的双向约束，构成社会评价标准的多样性与一元性、主体性与实在性的内在统一的现代形态。
第四，在社会实践论层面，推进当代社会进步需要空间生产与伦理进步的具体统一。
一方面，改善人们的空间权利结构，实现人们进行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管理中的平等地位，是实现人们主体价值平等的重要现实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教育等提升人们的主体伦理观念、伦理制度，又将为空间权利的平等化，空间治理结构的改善，未来空间景观的合理化等提供主要主体条件。
在感性的社会实践进程中，空间生产与发展伦理互为条件、互相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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