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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以空间与伦理双向开启、双向约束为基础的“空间—伦理”
视阈，这不仅助于克服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分别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视阈的深层整合，有助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主张建构一种自觉的“空间—伦理”
视阈，却并不认为“空间—伦理”
视阈可以构成考察当下社会的唯一视阈，并不认为“进化与传播”
对研究当下世界已经没有意义。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既存在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可能，也存在改善世俗日常生活的需要。
全面研究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多样视阈的互动、碰撞与整合；任何一种视阈都不足以单独反映一个时代，尤其是当下复杂时代及处于复杂转型中的中国。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复杂性、整合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理论研究视阈、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复杂性、整合性。
当代复杂社会、复杂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既面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转换的“时间性”
任务，又面临后工业社会、都市社会语境下的诸多“空间性”
问题；既需要在社会中建构新的“神圣性”
，又需要推进社会生活的“世俗性”
；既需要协调好不同文明间的“进化与传播”
、“传承与交流”
，又需要统筹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与规范性”
、“利益与目的”
。
这样，在推进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时，自觉树立一种多样包容、具体整合的视阈意识、方法论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1][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0页。
[2]同上书，前言第11页。
[3]同上书，前言第10页。
[4][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5][美]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致读者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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