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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演变与现实空间两个向度看，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都具有复杂性、多样性。
既有以等级为特点的伦理关系，也有以平等为特点的伦理关系；既有以个体为本位的伦理关系，也有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关系。
每一种伦理关系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都有必然的历史局限性。
当人们把一种伦理关系作为绝对、至上的伦理关系，比如，从个体本位或整体本位的伦理观出发，认为其他伦理关系都是没有合理性的甚至不具伦理属性时，就成为一种具体的伦理中心主义。
这样看来，伦理中心主义存在于两个层面或者说具有两重属性。
其一，作为与经济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相对应的具有一般性、共同性的伦理中心主义。
不管是倡导以个体为本位的伦理观，还是倡导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观，或其他某种伦理观，只要人们把伦理作为社会发展与社会评价的至上标准，就成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
其二，作为倡导某种具体伦理观的伦理中心主义。
当一种社会理论或社会思潮不仅把伦理作为社会发展与社会评价的最高标准，而且把某种特定的伦理观作为最高标准时，就成为一种具体的伦理中心主义。
也就是说，对某种社会理论或社会观念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关系进行判断，需要考察两点：第一，考察它是否以伦理为至上标准，以判断它是否是伦理中心主义；第二，考察它倡导哪种具体的伦理观念，以判断它是哪一种具体的伦理中心主义。
纵观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可以看到，它正是一种典型的伦理中心主义。
一方面，西方发展伦理学是一种一般的伦理中心主义。
在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看来，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实践都应该以伦理为本位，伦理是社会存在、发展及人们进行社会行动、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核心指标。
另一方面，西方发展伦理学又是一种具体的伦理中心主义，它传承与倡导的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近代西方伦理观。
古莱认为，发展伦理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正义、人权、基本需要、普遍参与等；在克拉克看来，古莱对基本需要、人权、责任等的强调固然重要，但发展伦理的最核心内容、最迫切任务是在全球建构美国式的以个体为本位的直接参与式民主；可思波则强调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权、责任、尊严等伦理观念的全球普适性，他认为，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观建构在错误的哲学基础上，是“一种贫困的社会学”
[5]。
（二）伦理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
当我们揭示伦理中心主义的问题时，当然应该看到，相对于人们对经济视阈的过分注重，在认识发展世界时突出伦理视阈，有其价值与积极意义。
其一，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反思；其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对发展本身的认识不断全面化，人们把握发展、推动发展的能力的阶段性提升；其三，反映了人们渴望美好生活、建构良好秩序和合理世界的美好愿望。
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也具有以上特点或者说积极意义。
在古莱、克拉克、可思波、杜威等发展伦理学家看来：第一，传统发展观以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为特征，这是导致诸多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第二，在发展与人的关系中，人是目的，发展只是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的手段、任务，有损于人的价值地位的发展在本质上都只能是“反发展”
，建构以人为中心、以伦理为核心的发展观、发展模式，将有效克服发展的片面化，深刻推动发展的全面化；第三，人是发展的价值轴心，发展的目的是建构一个合理的发展世界，推进人的美好生活，这种合理的发展世界，人的美好生活必然建构于平等、自由、参与等伦理原则基础上。
他们认为，为了克服现有的发展问题，更加全面地推进发展，建构更加合理、美好的发展世界，必须使伦理成为发展的“手段之手段”
，让伦理成为人们思考发展问题、推行发展策略的核心视阈、根本基础。
[6]
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有保留地认同古莱等发展伦理学家对经济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建构“美好发展世界”
的良好愿望。
但问题在于，反对经济中心主义，并不等于要走向伦理中心主义。
所谓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把伦理作为认识、评价发展的至上标准、最高标准，把伦理原则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并往往把某种具体的伦理观上升为全球普适性的伦理标准。
对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而言，一方面，在反思经济中心主义时，走向了对伦理向度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把近代以来的西方伦理价值观作为全球普适性的发展标准。
正是这种双重特征，使当前的发展伦理学成为一种以西方近代伦理为基础的、以西方中心论为底蕴的具体的伦理中心主义。
作为一种片面的社会发展观，一种抽象的社会认识与社会评价方法，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存在或者说遭遇了诸多理论困境。
其一，伦理的自由性与强制性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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