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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莱、克拉克等主张普遍自由、普遍参与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时，可以说，他们是在主张一种“自由伦理”
，认为伦理在本质上以自由为基础。
但当克拉克、可思波等主张西方伦理的主导性，批判社群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贫困的社会理论时，主张在全球构建西方伦理时，显然，他们又在默默地主张一种“强制伦理”
，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在倡导伦理的强制性。
如何合理地、历史性地理解、解释伦理的自由性与强制性的关系，是任何类型的伦理学都必然面对并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基础问题。
显然，伦理既具有自由性又具有强制性，需要根据具体历史阶段与条件看二者的强弱关系。
而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无法合理解释“自由伦理”
与“强制伦理”
的关系问题，从而存在“自由伦理”
与“强制伦理”
的内在紧张。
其二，伦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
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以近代理性为基础、以个体为本位的伦理观，这可以称为“个体伦理”
。
但问题在于，个体伦理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整体伦理”
不存在、没有价值或根本上不是一种伦理。
反思人类伦理史与伦理现实格局，可以发现，伦理关系本身既具有深层的统一性，是一种人化的复杂关系；又具有具体的多样性，人化关系本身及人们对人化关系的价值确认从来都是多样并存。
对伦理本身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缺少自觉的反省意识，往往使某种伦理标准的倡导者走向自我价值中心论，走向对其他发展主体建构具体发展伦理的否定。
在《发展伦理与西方中心论》一文中，笔者对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与西方中心论存在的深层“共谋”
关系进行过梳理。
也就是说，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没有解决好“普适伦理”
与“多样伦理”
的关系问题，在其理论系统中，存在伦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内在矛盾。
其三，伦理的永恒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显然，古莱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是在主张以个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参与等伦理观，并认为这种伦理关系具有永恒性、必然性。
但正如马克思等思想家所指出，这些伦理观念本身就是近代的产物，并不具有永恒性。
[7]也就是说，任何伦理观念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变动性两种属性，既是一种“静态伦理”
，也是一种“动态伦理”
，而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没有解决好“静态伦理”
与“动态伦理”
的关系问题。
当把西方近代伦理作为永恒正确的标准时，在他们的理论内部，必然存在伦理的永恒性与历史性的内在冲突。
其四，伦理的独立性与条件性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伦理观念、伦理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伦理关系与伦理观念又始终没有独立存在过，它总是处于传统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之中。
也就是说，任何伦理既是一种“独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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