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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观古莱、克拉克、可思波、杜威等人所建构的发展伦理学，他们所倡导的所谓发展伦理，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观念在现代条件下的再次出场。
其一，从其倡导的核心理念看。
以个体为本位的平等、自由、尊严是西方发展伦理学的三个核心概念。
从古莱等发展伦理学家对平等、自由、尊严等范畴的使用看，显然，他们是从个体出发理解这些概念的。
他们认为，应该尊重所有个体的生存权，应该使每个个体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现代生活条件，增强每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使所有个体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并不反对个体权利的重要性，但古莱等对个体权利的相对重视，对整体权利的相对忽视，说明西方发展伦理学的价值基点与自由主义深层共通。
其二，在可思波、杜威等看来，注重民族、社区等具体群体利益的社群主义等整体主义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社会理论、贫困的社会学，在他们看来，社群主义往往成为各类极权体制的理论基础。
[9]他们倡导一种以个体为基础，个体性与世界性直接贯通的发展伦理，认为以个体为基础的“世界主义理论给我们提供了道德的灵魂”
[10]。
对注重民族、国家等权利的整体性社会理论的批判，也说明西方发展伦理学与自由主义具有比较明显的深层共谋。
其三，从克拉克、可思波等倡导的发展策略、社会建制看，他们力主以公民的直接参与为特点的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这种体制是一个已经检验的合理社会建构模式，解决诸多发展伦理问题的核心路径就是在世界推行“西式”
直接民主。
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非反思态度，也说明西方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批评与社会建构理论，是古莱等学者在发展时代、发展社会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再运用。
应该说，由于当今发展社会日益突出诸多发展问题，发展伦理学希望通过观念、制度等的调整在全球建构符合价值精神的更加合理的发展社会，有重要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意义。
但问题在于，发展伦理学对自由主义的非反省态度、非反思性运用，导致其理论存在诸多内在的紧张、冲突。
其一，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的冲突。
一方面，古莱、克拉克等坚持个体主义立场；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严重的发展问题，又不得不实践性地呼吁社会责任。
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整体伦理，显然无法用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主义伦理观得到全面、合理的解释。
其二，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一方面，发展伦理学在理念上倡导世界各国、各地的普遍发展，并认为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可能对解决现代性问题有意义；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又实践性地倡导以西方的社会建制方案来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从而实践性地走向西方中心论。
其三，一般理论与特殊理论的矛盾。
一方面，发展伦理学批判以整体为基础、强调整体权利与整体发展的社会理论，认为社群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整体权利掩盖了个体权利，认为社群主义不应该成为一种全球普适理论；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又把其自身倡导的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上升为一种全球通用的普适性世界观、伦理观。
（三）深层发展伦理学的具体建构
在麦克里兰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理论与社会研究方法，自由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某些“先天不足”
。
“19世纪自由主义者大多也是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连几乎都被视为理所当然。”
[11]也就是说，虽然，自由主义反对以贵族为中心的不平等、差异性社会，以世界主义、普遍主义为其显性话语，但在深层本质与现实意义上，自由主义所倡导与实现的却是少数人的权利。
理论上，“自由主义者认为财富的创造者应该尽得其益，而且国家应该敏于回应人民的要求。
实践上，自由主义者希望资本家比劳工更能获得他们公平应得的财富，而且自由主义者说国家应该回应民意的时候，指的是启蒙的资产阶级民意。”
[12]这一点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反思的批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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