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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从近代到当代，启蒙思想、自由主义就一直受到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批判。
正如麦克里兰所总结的那样，一方面，一些思想家从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出发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走向对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倡导与实践。
比如，“赫尔德有心成为真正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子，却以启蒙运动最有力批评者留名”
[14]，从主张个性自由走向对民族性的研究与强调。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群众主义、保守主义甚至精英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自由主义的批判，强调不同整体的自由、具体整体之间的平等、维护具体整体尊严的社会理论一直有其重要作用、影响并不断发展。
[15]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始终都不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绝对真理性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方法。
在本质上，自由主义始终只是一种在特殊语境下产生的、为特定人群服务、反映特定人群利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社会理论，而不是可以解释、解决所有发展问题的普适、万能社会理论。
在本体论意义上，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是一种历史辩证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深层依据于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本体性不可分离。
一方面，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个体离不开具体整体；另一方面，整体离开了个体只能是不真实的抽象存在。
在当代复杂全球化语境下，既需要注重以个体为基础的平等、自由、尊严，更需要强调以整体为导向的平等、自由、尊严，对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单纯强调个体权利，强调个体的自由、个体的尊严、个体之间的平等，而忽视民族的尊严、民族的自由，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平等，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发展伦理观，并将在实践上导致诸多问题。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发展伦理学、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的强调，曾经有过的和仍会具有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意义。
但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当代复杂全球化与多样并存的社会理论语境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已经不能建构起有说服力的系统社会理论。
西方发展伦理学对自由主义的非反思性坚守，是导致其存在诸多理论与实践困境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因。
没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自觉批判与历史超越，发展伦理学将始终是一种有问题的理论。
反思全球发展史、世界文明史，社会发展从来没有以理想的方式进行；社会发展从来都是一个以人的感性活动、知识行动为基础的，理想与现实的不断相互“调适”
过程。
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理想主义、伦理精神的关照，失去了这种关注，社会发展将失去意义与自觉方向；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受到诸多自然、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在构建发展理想时，如果没有自觉的历史意识、规律意识、条件意识，人们构建起的所谓发展理想、发展伦理将失之抽象。
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是相对忽视伦理本身的条件性、具体性，以及伦理社会建构的历史性、过程性。
我们认为，应该在辩证评价西方发展伦理学的意义与问题的基础上，具体地、历史地构建“深层发展伦理学”
。
其一，树立自觉的规律意识，具体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现代性的转换规律，是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的重要基础。
发展是现代性的具体展开，如何认识和评价发展，在本质上也就是如何认识与评价现代性。
离开了对现代性的全面、规律性把握，不可能有合理的发展伦理观。
其二，树立辩证的历史意识，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发展本身的成就性与问题性，是深层发展伦理学的基础内容。
发展是收益与成本、成就与代价的具体统一，是全球发展与地区、民族发展的统一。
既不能只看到发展的成就，也不能只看到发展的问题。
一方面，需要从全球史的角度评价具体发展主体的发展实践；另一方面，对具体发展主体的发展战略、发展问题进行伦理评价时，也不能忽视不同地区、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具体性、特殊性。
其三，树立过程性的伦理意识，具体确认发展伦理观念本身的历史性、发展性，是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的知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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