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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看来，“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
[6]。
在黑格尔那里，希腊是人类精神的真正源头，“有追溯之必要时，我们可以不必追溯到东方和埃及，即在希腊世界与希腊生活方式之内，就可以追寻出：科学与艺术的发生、萌芽、发达直到最盛的历程，以至衰落的根源，都纯粹在希腊人自己的范围里面”
[7]。
在他看来，在世界精确总体格局中，离开了希腊，东方本身的存在将失去意义，“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了希腊精神，才达到了有尺度有限度的阶段。
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
[8]。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神圣希腊”
是西方中心地位的历史起点、情感起点、精神起点，也是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起点。
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集大成者。
历史转换、时光荏苒，以“神圣希腊”
为元点的西方中心论不断变换着形态。
在形态转换中，西方中心论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第一，在社会存在论这个层面，所谓西方中心论，其现实基础也就是西方国家在综合实力上的比较优势。
近代以来，西方在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政治革命等方面的率先推进，使西方中心论获得了新的实在意义。
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使诸多西方人更加坚信自身具有神圣起点的优势地位，甚至把这种优势抽象为西方人种、人性的优质性。
第二，在认识论这个层面，所谓西方中心论，就是人们对西方历史地位与现实比较优势的抽象夸大，对非西方国家历史作用与现实能力的不合理否定与歧视。
西方中心论者往往以西方国家的现世比较优势为基础，不断进行“神圣起点”
与“现世优势”
的相互论证，抽象确立西方优势地位的自然性、永恒性。
第三，在价值论这个层面，所谓西方中心论，就是把西方价值观抽象提升为世界的标准价值、全球的普适价值。
在西方中心论者眼中，西方代表着文明、进步、普遍，东方代表着野蛮、落后、特殊，以个人理性、市场自由、代议民主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理念与体制是这个世界的理想构建模式。
第四，在主体情感这个层面，所谓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西方人对自身优势地位、民族自信的非理性夸大，或人们对西方民族优势地位的非理性、情绪性迷信。
应该说，任何民族在其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都需要树立民族自信、民族文化认同，但是，当这种民族自信、民族文化认同走向对其他民族的歧视时，就走向了种族中心主义。
西方中心论以西方文化自信为基础，却是对文化自信的深层扭曲、不合理夸大，在本质上是一种狭隘而有害的自我中心论。
（二）发展伦理学与西方中心论的深层共谋
发展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欧洲），以德尼·古莱、戴维·克拉克、德斯·可思波等西方学者为主要代表。
但西方学者不等于西方中心论者，西方背景、西方身份不是西方中心论的必然条件。
西方学者进行发展研究、文化研究，不是必然成为西方中心论的倡导者、实践者，相反，完全可以成为西方中心化的深刻批判者。
比如，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美国学者哈维兰就是一个具有西方身份却自觉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代表。
在哈维兰看来，文化人类学是一门最具有解放性的学科，其重要任务是揭露西方中心论、“向种族中心主义挑战”
，“的确，‘批驳’差不多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精神，质疑北美和欧洲的优越性，是人类学家一直擅长做的重要事情”
[9]。
他认为，西方中心论等“种族中心主义是关于某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仰”
[10]，“种族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太易于被当成是一张特许状，允许人们谴责其他文化低等，从而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削别人。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通常都会导致动**、敌意和暴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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