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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兰等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说明，西方身份与西方中心论没有必然关联。
也就是说，西方身份与西方中心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西方身份是一个地域性或血缘性概念，表示人或主体所属的自然地理区域或种姓、种族。
西方中心论则是一个文化论、价值论概念，表现人或主体所持的文化态度、文化立场。
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种族中心论、自我中心论，也就是以西方实践、西方价值、西方观念为评价中心、评价标准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方法或文化态度。
对西方发展伦理学的文化态度进行知识判定是一个比较困难和复杂的问题。
因为，在表象上，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似乎具有一定的“反西方性”
，甚至“东方性”
。
其一，从学科缘起与历史转换看，发展伦理学对西方模式所导致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问题揭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发展伦理学在起源意义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天然“反西方性”
。
强调用伦理精神反省发展问题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学科特质。
在发展伦理学的开创者古莱看来，发展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发展更加人道，防止发展成为“反发展”
。
而对以经济中心、效率中心、消费生活为特点的发展模式进行问题揭露，似乎就是在对西方发展模式进行批判。
其二，在文化态度这个层面，古莱等发展伦理学家对东方文化的资源性价值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肯定。
古莱认为，东方文化可能为未来发展目标的合理化提供重要传统资源，[12]克拉克、可思波也认为，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的未来选择不能完全游离于东方本土价值观。
[13]在这个意义，西方发展伦理似乎又具有一定程度的“东方性”
。
但是，经过分析就会发现，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所具有的这种“东方性”
、“反西方性”
，本质上仍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
其一，从古莱、克拉克到可思波、内格尔·杜威，发展伦理学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古莱更注重从平等、公正等普遍伦理批判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克拉克更侧重从民主、自由原则出发探索实现理想发展的实践路径，可思波、内格尔·杜威更注重在批判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时倡导自由、平等等普遍人类价值。
可以看到，贯穿这三个阶段的线索，正是对西方自由、西方民主的自觉或不自觉坚持和强调。
也就是说，古莱等发展伦理学家在揭示发展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反西方性”
，其实只是现象层面的。
在本质上，他们并不怀疑西方价值观、西方发展模式的深层合理性，他们只是用西方已有的理想价值反思西方以及世界发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没有对西方价值观、西方发展模式、西方方法论的深层文化反省，发展伦理学将只能是西方中心论的。
其二，与此相呼应，目前西方发展伦理学的所谓“东方性”
，所谓对东方文化的尊重，也是现象上的、策略上的，而不是真正文化平等意义上的。
可以看到，古莱、古拉克等学者只是在可借鉴的“资源”
，而非平等的“主体”
这个意义上尊重、肯定东方价值、东方文化。
面对日益增多的发展困境，面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发展策略日益增多的“文化抵抗”
，古莱认为，“每个层面的发展计划者必须把基于文化多样性的主动防卫结合进他们对资源利用的决策中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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