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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对象性、结构性的文化心态,西方中心论是“对内”
、“对外”
两个向度的具体统一:对西方自我优势地位的确认,对东方他者劣势地位的确认。
这样,确认一种理论样态、文化心态是否为西方中心论,就不仅需要考察这种文化如何看待自身,也要看这种文化如何对待他人。
对其他文化的态度是考察一种文化态度是否合理的重要尺度。
也就是说,在认识结构上,鉴别西方中心论的第二个重要标准是,看一种理论或观念是把东方作为一个真正的发展主体,还是作为一个落后、“无声的他者”
。
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恰恰持第二种态度。
虽然,古莱等发展伦理学家也谈论,甚至形式性地强调不同文化的平等权利,但他们并没有走向对其他文化主体地位的真正尊重。
第三,在“总体”
文化心态上,在“基础理念”
这个层面,以典型的西方理性文化为基础,而没有对这种文化的合理性进行深层反思。
经典西方理性文化的核心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个体直接上升为人类,把个体价值直接上升为人类价值,相对忽视国家、民族、种族等中间环节在价值形成中的基础作用;其二,缺少自觉的生态意识,强调对自然的改造和掠夺,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片面强调人类中心主义。
在第一个方面,可以看到,不管是古莱、克拉克还是可思波或者杜威,都非常强调对个体基本需要、基本权利的尊重,并把这种个体权利、个体需要上升为普遍的人道主义,而根本忽视了国家、民族等共同体作为个体权利生存基础与环境的重要作用。
客观历史及无数的思想家已经证明,个体权利从来只能在国家、民族等共同体的语境内实现,离开了对国家、民族等共同体的考察,对个体价值与普适价值的讨论只能是抽象的。
在第二个方面,虽然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偶尔会谈到生态问题,甚至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比如,可思波认为思考“减少贫困”
的新思路时,认为需要考虑“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认为人们可能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致命的加速掠夺”
[16],但统观他们目前的研究,自然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真正进入西方发展伦理学的研究视阈。
(四)发展伦理学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深层原因
造成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和西方中心主义存在深层共谋关系的现实与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学理意义上,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对“发展”
本身进行深层文化反思。
本来,发展伦理学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中最有可能超越、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学科之一。
因为直面发展问题、澄清发展本质必然导向对造成发展问题的原因的反思,而这种原因反思的重要逻辑指向就是反思西方发展模式、发展文化的合法性、合理性。
但古莱、克拉克、可思波、杜威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却止步于揭示弱者的“无力、无助、无声”
,即弱者在经济上的贫困、政治上的没有地位、社会生活上的不全面等具体发展问题,并在理论上将这种原因归结于片面的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却没有进一步反思造成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的深层制度、文化成因,更没有对发展本身的历史性、多样性、复杂性进行本质确认。
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发展就是近代以来的西方的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化、都市化、民主化,所谓发展问题也就是没有真正普及这种西方的发展模式。
进一步讲,在他们眼中,所谓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西方的历史,所谓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西方的经验,所谓发展的未来,也就是在全球推行源于西方的发展理想。
他们在根本上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发展历史、发展经验、发展理念,忽视了现代性本身是一种存在多种基础和多种类型的文化可能。
正是这种片面的历史观、片面的发展本体论,使发展伦理学最终没有能够超越种族中心论、西方中心论。
以全球视野反思发展本身的文化基础、文化路径、文化未来的多样性、可选择性、非垄断性,是推动未来发展伦理研究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第一个必须前提。
第二,没有对“伦理”
本身进行深层文化反思。
从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内核、基础理念看,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以克服“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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