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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提升人的伦理素质，是建构更加合理空间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伦理又具有深层的空间性。
伦理的空间性，是指伦理作为意向性、规范性、秩序性的复杂关系，往往在既存的空间中得以培育；人们对伦理关系的调整与新型伦理关系的建构又必然现实化、外化为对空间的调整与生产。
空间条件是伦理形态的重要现实约束，探索、建构新的空间秩序是建构新的伦理关系的重要路径，转换与改变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是解决诸多发展伦理问题，推进伦理发展、价值转换的重要实践路径。
总之，空间与伦理是一对在本体论、评价论、行动论等意义上都无法分离的紧密相关性范畴。
历史转换中，空间与伦理的双向建构构成复杂社会运行的“空间—伦理生态”
。
在安迪兹（AndrzejZieleniec）看来，“研究空间的目的是认识社会并最终认识我们自身”
[31]。
建构合理的空间形态、空间制度，进行合理的空间行动，是建构合理伦理关系、伦理秩序的重要实践路径。
在空间哲学视野中，当代社会中，空间权利已经成为一种基本人权，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人的平等权利不仅体现在人格、机会、制度等方面，也深刻体现在空间权利上；空间权利是人的一种实体性、基础性权利；没有平等的空间权利，也就没有人的真正的、现实的平等。
这样，对伦理秩序的推进，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相对抽象的观念层面或宏大的制度层面，而应该具体化、现实化为人们对空间的重构。
在哈维、林奇等看来，人与空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可以不断地对空间进行创造、改变，并以此为基础塑造新的合理生活。
改变不合理的空间结构，建构合理的空间制度、空间形态，是建构更为合理的伦理秩序、城市秩序的重要唯物论路径。
建构合理的城市秩序也就是建构一种具体的“空间—伦理生态”
。
所谓“空间—伦理生态”
，是指一种以有伦理精神贯穿其中的有机统一的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或者说由城市意义、城市精神、城市信仰作为统领和整合力量的实体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
“空间—伦理生态”
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
其一，“空间—伦理生态”
具有实践性，是人的创造物。
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同时又是剧中人。
[32]环境制约着人的创造，人又是新环境的创造者。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33]“空间—伦理生态”
的实践性，是人可以重构城市空间与城市秩序的本体论基础。
其二，“空间—伦理生态”
具有发展性。
一方面，人受到已存的“空间—伦理生态”
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实践性地创造着新的“空间—伦理生态”
。
科学技术、公民社会、全球交往等的不断推进，既为我们建构新的“空间—伦理生态”
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我们建构新的“空间—伦理生态”
打开了新的可能空间、提供了新的机遇、条件与可能。
其三，“空间—伦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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