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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问题性”
与“理想性”
两个向度。
显然，列斐弗尔、哈维等首先更加注重事实性、问题性这个向度。
在列斐弗尔、哈维等看来，空间是当代世界的核心社会实在；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空间性，空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客体或主体；而是一个既由人塑造又塑造人，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的主客体交互作用、交互影响的实在场域。
在福柯看来，空间与权力内在互动，空间是权力实现自身的工具；在列斐弗尔看来，空间与政治、空间与资本、空间与意识形态内在互动，空间是政治扩展自身、资本谋求利润、意识形态社会化自身的手段与工具；在哈维看来，空间与制度、空间与秩序、空间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空间是制度、秩序、文化实现自身，外化、维持自身存在的重要场域；在林奇看来，空间与意象、空间与知识、空间与信仰、空间与传统等具有内在关联，空间是塑造人的意象、信仰，传承社会知识与社会传统的重要载体。
相对于传统社会理论对空间向度的忽视，列斐弗尔、福柯、哈维等更加注重揭示空间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与决定作用，更加注重对空间生产、空间哲学进行事实性、问题性研究，这当然有其合理性。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忽视了空间、空间生产本身的价值性、伦理性，忽视对空间生产进行自觉、合理的规范性、价值性研究，有可能导向片面的空间决定论、空间本体论。
自觉全面地揭示空间与伦理、空间生产与发展伦理的关系，将有力推进空间批判理论、空间哲学研究的深化。
空间与伦理、空间生产与发展伦理是一种双向建构的历史性、过程性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空间生产、空间转换的发展伦理特性；其二，发展伦理的空间生产、空间性特质。
空间、空间生产的发展伦理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发生论意义上。
近代以来，进化、进步、发展渐成时代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浪潮更是席卷全球。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所引发的复杂关系失调问题也日渐突出，比如，全球及区域内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人与人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和谐，人与自身的内在紧张等。
列斐弗尔等学者把这些由发展导致的复杂关系问题统称为人与空间的矛盾问题、空间问题、空间生产问题。
也就是说，空间生产问题本质上是由近代以来的发展所引发的发展伦理问题，是人同与人有关的复杂关系在发展实践的关系失调问题，是发展进程中合理发展关系、伦理关系的建构问题。
不合理的发展实践是引发诸多空间问题、空间生产问题的重要社会实在论原因。
第二，在评价论意义上。
人们对发展问题、空间问题的评价总是以一定的伦理观为基础，合理、正确的发展伦理观是考察当代空间生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规范性视阈。
虽然，列斐弗尔、哈维等没有自觉或重点揭示伦理对空间的制约作用，但他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定的发展伦理观出发进行空间生产研究。
福柯对空间与权力关系的反思，列斐弗尔对空间的政治性的反思，哈维等对空间与资本关系的反思，无不包含着对发展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公正、发展和谐的深层追求。
也就是说，对合理发展秩序、发展伦理关系的追求，建构一个合理的发展秩序、发展伦理关系，是诸多研究者反思空间问题时必然追求的价值目标；发展平等、发展公正、发展自由、发展和谐等发展伦理观是人们反思空间生产问题、建构空间批判理论的重要价值基点。
也就是说，发展伦理观其实是诸多空间生产研究者已经在不自觉地使用的规范性向度。
第三，在行动论意义上。
推进发展伦理建设，社会实践的伦理化，是人们解决空间生产问题的重要规范性路径。
在哈维看来，针对现实空间生产中的诸多问题，应该建构一种符合“辩证乌托邦理想”
的合理生活空间，建构这种“空间乌托邦”
需要一种“多元替代方案”
，而多元替代方案的行动者应该具有良好的伦理素质，比如，对自身作为“类存在物”
具有清醒的认识，自觉负起对自然和人类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和彼此的责任，而且是对构成我们通常所称的‘外部’自然（即对我们来说是‘外部’的）的所有那些‘他者’的责任”
[11]。
这在本质上导向对行动者与行动过程伦理化的研究。
一方面，空间具有重要的伦理效应，“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
，“有秩序的环境，……是行为、信仰和知识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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