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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历史性。
列斐弗尔认为,“未来的社会,将不再是‘工业社会’,而是‘都市社会’”
[17],在他看来,空间问题、空间与伦理的关系只是在都市社会才成为问题。
我们认为,“空间—伦理生态”
其实是自古以来就与人相伴的一个基本问题,只不过在现代性条件下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空间问题、空间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前工业社会,空间问题、空间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没有成为焦点问题,但这不等于不存在空间问题及与此相关的空间伦理问题。
“都市研究”
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贾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
[18]。
当然,在不同技术水平、生产力、交往水平下,空间—伦理关系及问题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确认空间问题及“空间—伦理生态”
的历史性,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当代复杂社会的空间性、伦理性。
第三,发展性。
“空间—伦理关系”
的历史性、实践性,其实已经包含着“空间—伦理关系”
的发展性。
作为历史的主体,一方面,人受到已存的“空间—伦理生态”
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实践性地创造着新的“空间—伦理生态”
。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公民社会、全球交往等的不断推进,既为我们建构新的“空间—伦理生态”
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我们建构新的“空间—伦理生态”
打开了新的可能空间、提供了新的实践机遇。
虽然,我们无法对未来的“空间—伦理生态”
进行具体构想,但人类的实践史已经说明,人们可以通过技术、制度变革等实质性地推进“空间—伦理生态”
的不断转换。
方法论层面,确认空间—伦理生态的必然性,对克服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与发展伦理学分别存在的问题,推动当代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从研究现状看,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显然更加强调空间向度,注重对世界进行“事实性”
研究。
当列斐弗尔、索贾等学者认为“空间即存在”
,“空间同时间和生命一样,在本体论意义上具有同等的优先性”
[19]时,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导向了传统的自然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导向一种经过变形的后现代版环境决定论、空间本体论。
显然,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更强调伦理向度,注重对世界进行“规范性”
研究。
当古莱、克拉克等强调对发展问题、发展手段、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反思、价值确认时,他们倾向于认为把一切发展问题都归结为伦理问题,把伦理方案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手段,这无疑会把发展伦理学导向一种片面的伦理本体论。
也就是说,在方法论层面,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有较为自觉的空间意识,但缺少合理的伦理意识,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有较为自觉的伦理意识,但缺少合理的空间意识。
揭示“空间—伦理生态”
的实践性、过程性、历史性,无疑有助于空间批判理论与发展伦理学的深层整合,有助于建构一种空间研究与伦理研究相结合、事实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统一的社会理论新方法——“空间—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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