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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指的意义上,列斐弗尔所使用的空间,既指人改造自然的生成物,比如,房屋、城市,也指对象化的、现实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比如等级、阶层、阶级等。
在所指与能指的统一中,列斐弗尔的空间范畴,在本质上意指“自然—社会双向互动”
、“被改造的自然—社会关系双向互动”
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的活的动态有机体,并逻辑性地导向为建构新的空间而努力的社会行动。
这一点正如索贾所说,“空间性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它不是独立地被强加的,从来就不是惰性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
[9],“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10]。
这样,列斐弗尔的“空间”
范畴,就不能简单还原为“社会”
范畴,与其说列斐弗尔的“空间”
范畴是一个社会性范畴,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性范畴、社会行动论范畴,具有深刻的行动论意蕴。
(二)索贾的“第三空间”
及其行动论特质
在索贾看来,空间范畴、空间研究在社会理论中的当代兴起,根源在于人们面对诸多城市问题,迫切需要一种观察世界的新视阈、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城市中的或者在更为广泛、扩散到全球的空间危机中,一种另类的空间研究形式开始出现。”
[11]20世纪后期,伴随以1992年洛杉矶事件为代表的都市问题的频发,对空间与社会、空间与正义、空间与政治等问题进行研究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个亮点。
索贾把社会研究中对空间性、空间维度的重新发现,称为空间转向。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场可以被一些人如此描述的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
[12]“这一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得以发展,与当前人们对城市与都市生活重新兴起的兴趣浪潮密切相关,城市和都市生活现在被认为是研究和解释……‘世界和我们的生存之谜’的研究对象和理解渠道。”
[13]
在索贾看来,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就是相对于人们在过去社会研究中对空间维度的忽视,把空间性提升为与历史性、社会性同样重要的基础性理念,使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维度显性化。
一方面,索贾认为,在当代城市社会与城市化问题语境下,人们应该充分重视空间性研究。
“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
[14]没有对空间维度的把握,我们将无法深刻理解我们自身,理解这个世界。
另一方面,索贾也反对把空间性作为理解世界的唯一或者说最高维度。
他认为,“需要再次强调的核心观点是:在本体论、方法论意义上,空间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在理论上的再平衡,是人类生活的内在全面维度”
[15],“在21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对我们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维度的同时性与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互相依赖性的新意识。
正是在这一重获平衡的视角下,我们开始了对城市空间地理性历史的重新描画”
[16]。
在理论取向上,索贾希望协调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研究,希望“在不偏袒中把宏观与微观视角结合起来了”
[17],“在没有忽视其他批判性、社会性和或历史性方式的同时……‘将空间摆在首位(首先是空间)’,突出肯定性的空间或地理想象的力量与洞见”
[18]。
索贾认为,“生产知识不是为了其自身目的,而是为了把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实践效果”
[19]。
进行空间研究的目的,是实践性地具体探索改造现实世界,建构更合理空间生活、空间正义的可行路径,“减少阶级、种族、性别及其他不同社会权力源泉的压迫和不平等”
[20]。
可以说,与列斐弗尔相比,索贾的空间研究,具有更为自觉的、指向更为明确(城市行动)的行动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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