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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却始终是一种总体性存在，现代性条件下，当人们把财富、货币、资本等作为世俗的宗教和上帝追求时，其实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着对超越性、意义世界的追问。
我们认为，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乃至更合理现代性的过程中，当传统宗教的错误渐成常识，当新的超越性意义追求的知识与制度形态还未建立的情况下，追求私有财富的无限增长虽有问题，但毕竟也是一种追求，一种内含“无限性”
基质，并可能辩证地生成新公共性、新超越性，产生新的意义世界的追求。
私有幻象对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的世俗安慰作用，是诸多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现世精神家园。
应该充分肯定私有幻象对现代性的生成与推动作用，但同时，更应该看到私有幻象的片面性、功利性、问题性。
私有幻象在主体、制度、理念等层面对现代性的进一步合理化具有综合破坏作用，突出表现在制度与理念两个方面。
其一，对现代社会“公共性”
的深层伤害。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存在一定的弹性、变动性，人们往往根据不同标准对二者进行边界划定，有的根据“国家和市民社会”
，有的根据“政治的和个人的”
[8]。
在边界变动中，私人领域的逐渐扩大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但是，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私人领域的无限扩大、公共领域的无限缩小。
在海伍德等人看来，公共领域不可或缺，是一个自古就有、近乎常识的观念。
比如，“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声称‘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意在说明，唯身处政治共同体之内，人类方能过‘美好生活’”
[9]。
卢梭对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进行了理想构划，在他看来，“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10]。
但在现代性的实际运行中，公共权力往往被权力的实际占有者所侵占。
这一点正如权力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所指认的那样，公共领域、公共权力往往现实性地由具有私人欲望的理性个人所组成、掌控，这些个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公权私有、公权私用，私有幻象对公共领域、公共权力的侵入，是现代性社会建构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与难题。
奥尔森认为，传统社会之所以进步缓慢，威权性、君主制社会之所以很难现实发展，其重要原因正在于公权私用，公权占有者利用公权聚集了大量社会财富与资源，却把这些财富与资源用于个人享受，而不是用于推动发展。
也就是说，不管一个社会在名义上是什么形态，只要公共权力在实际运行中没有真正的公共化，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资源、发展潜力、发展进度必然受到侵害与阻碍。
公权私有、公权私用的本质是私有幻象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显性或潜在侵入，这是导致现代性诸多发展问题、发展矛盾的一个重要制度论原因。
没有对公权私用等私有幻象的超越，也就没有现代性社会建制的深层合理化，没有现代性诸多矛盾的解决。
其二，对现代性“精神家园”
的深层危害。
众所周知，现代性以启蒙精神为理念基础，现代性是启蒙精神的现实化，启蒙精神是现代性的深层依据。
启蒙精神是个体意识与整体意识的统一、权利意义与责任意识的结合、世俗性与神圣性的辩证统一。
正如麦克里兰所指认，“启蒙运动有志于将宽容与节制的原则扩充为个人生活及社会、政治生活的通则”
[11]，“启蒙价值的多元之中，的确隐含着一个对节制的诉求”
[12]。
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13]，“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
[14]。
同时，康德又指出：“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
[15]“共同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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