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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显然，这是一种否定与倒退意义上的文明观。
在鲍德里亚看来，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现代性、现代文明甚至所有人类文明的本性就是恶，就是破坏。
生产的破坏本性，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决定了消费的破坏本性。
破坏是生产与消费的统一本性。
“消费社会需要商品来存在，但更确切地说，需要摧毁它们。
……因此，破坏仍然是唯一代替生产的根本方法：消费只是两者的中间阶段。
消费中有个较大的倾向，就是在破坏中超越、变化。
它的意义就在于此。”
[34]“不言而喻，无论是以强烈的象征形式，还是以系统的、惯例的破坏形式，破坏都注定要成为后工业社会决定性的功能之一。”
[35]如果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仍然是一种生产决定论的，那么，这种生产决定论是一种破坏、否定意义上的生产决定论。
[36]
对社会发展、文明进程持否定态度，这一点自古就有，并不新鲜，古代的诸多先哲，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近代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现代人类学中的流射说、倒退说等，都蕴涵有这种观点。
如何全面历史地、辩证地评价现代性，特别是能否正视、如何定位现代性的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鲍德里亚的否定文明观之所以仍具有价值，并不在于其一般性地对人类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在于他对生产、发展、现代性进行了具体的批判，或者说深刻指认了生产、发展、现代性本身的问题性，用“生产的问题性”
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层定位，从而为人们更加清醒、全面地认识现代性、发展、进步等范畴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在一个日益走向发展意识形态，无反思的发展行动，甚至非理性的发展综合征的今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重大价值，正在于其对发展本身进行了一种特殊的问题式理解。
虽然这种理解有失片面，极端、激进，但毕竟为这个日益疯狂的发展世界注入了一剂激人清醒的猛药，泼了一盆催人清醒的冷水。
鲍德里亚的问题在于，当他从总体上全面否定人类文明，认为作为消费社会的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与暴力社会，认为消费社会语境下的人们只有物质权利、财富权利，在本质上没有社会权利、政治权力时，鲍德里亚其实忽视了与现代性相伴随的物质权利、财富权利的扩大、普遍化，人们消费物品的增多毕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进步，并为人们争取更多的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力提供了重要基础。
他没有认识到，没有财富权利、物权作为基础，便无所谓社会权利、政治权力、精神自由。
这一点正如黑格尔所说，财富是自由最初的定在，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权力建立在经济权利基础之上。
其实，当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深层暴力社会时，他是在要求更高程度的平等与自由，希望人们在具有财富权利的同时，也具有更多的社会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利。
但他却把这种要求扭曲地表达为对现代性、人类文明、生产的全盘否定，从而使其消费社会理论走向极端，成为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观点上，鲍德里亚的问题在于主张和要求一种抽象的自由、权利、平等；方法论上，鲍德里亚的问题在于缺少自觉的全面思维、辩证思维、过程思维，没有辩证、全面、历史地理解人类文明总体趋势及社会性生成与转换中的问题本质。
我们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全面进步过程，需要财富逻辑、秩序逻辑、意义逻辑、生态逻辑等的历史统一、具体协调，这种统一与协调构成“社会发展总体逻辑”
。
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同样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社会有机体的生成与转换过程，也就是“社会发展总体逻辑”
不断具体展现为以更高生产力水平、更合理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有机体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发展有机体、社会发展总体逻辑不断从失衡走向新平衡的过程。
现代性是一种既区别于传统社会又与传统社会具有深层延续性的社会样态、社会有机体。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断裂性”
具体表现在：从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向相对发达的生产方式转换；从相对贫困的财富总量向相对丰盛的财富社会转换；从相对单一权力主体向多元权力主体转换，从更多追求来世的时代精神向追求当下权利的时代精神转换，自由、平等、尊严等成为时代主题词。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连续性”
表现为：其一，人类对自然的深层依赖。
虽然在现代性的扩张期，人们对此感受较少，但随着现代性的深化，人们日益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本体性制约；其二，人类对和谐社会关系的追求，虽然现代性条件下人们的关系日益功利化，但随着人们利益追求的深化，人们日益辩证地认识到和谐社会关系对自身幸福的重要性；其三，人类对意义世界的追求，虽然现代性的重要特点是利益化、世俗化，但人类对神圣性，对意义世界的追求仍然存在。
这一点正如费瑟斯通所指认，“虽然消费主义带来了商品的过度膨胀，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圣被遮掩覆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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