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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何建构一个符合伦理精神的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以古莱、克拉克等为代表的西方发展伦理学提供了一个不同于鲍德里亚的思路。
在古莱、克拉克等人看来，现代社会作为发展社会，其根本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要何种发展，在于如何建构更加合理的发展方式，如何推动发展方式的深层转换、伦理化。
在古莱等人看来，目前的发展方式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在根本上是一种经济中心主义、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范式。
其根本问题在于缺少自觉的伦理精神，从根本上颠倒了人与发展的伦理关系，没有意识到在人与发展的关系中，人是目的，发展是手段。
也就是说，人们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的理解都过于物质化，诸多层次的发展主体往往以追求更多的GDP为目标，把人下降为推动发展的手段，忽视了人的幸福生活。
在古莱、克拉克等人看来，人的幸福生活才是发展的真正目的，而推进、普及发展伦理教育，为发展方式注入自觉的伦理内涵，从而推动发展方式的深层转换，是解决现代性的深层问题、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的基础路径。
比较而言，鲍德里亚的思路是一种突变论、回归论的思路，倡导通过否定发展，从而否定现代性，回归、倒退到所谓的伦理社会、理想社会；古莱的思路则是一种教育论、改善论的思路，在基本肯定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倡导通过伦理教育，提升人们对发展的伦理认识，为发展注入伦理底蕴，建构一个符合伦理精神的发展社会。
鲍德里亚与古莱代表了建构伦理社会、发展伦理的两种思路，这两种思路在基本价值理念层面又具有一定的共同性：都以倡导个体权利、个体自由、个体财富、个体平等为价值基点，都是一种个体主义范式意义上的发展伦理观。
鲍德里亚之所以批判现代消费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社会条件下，其实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个体权利、个体选择。
而古莱等则是直接强调个体对发展过程的平等、参与、权利、尊严，强调每个个体都应该在发展过程中平等地享有发展成果。
应该说，鲍德里亚、古莱等强调从个体出发理解发展、发展伦理，对全面理解发展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对批判、扭转现实发展中忽视个体权利，甚至牺牲个体权利的发展行为有重要意义。
但问题在于，单纯以个体为本位能否解决现代性的深层次问题？对现代性而言，是否只存在以个体性为基础的发展伦理这样一种伦理范式？是否需要、是否存在另一种范式的发展伦理？我们并不否认鲍德里亚、古莱等为现代人、社会个体要求更多社会权利、政治权力等的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
我们质疑的是，倡导个体权利是否意味着必须要把个体性泛化，使个体、个体性上升为社会建构、社会运行的最高原则或者说基础原则？我们认为，鲍德里亚、古莱等对发展与伦理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单一，漠视、否定了发展与伦理关系的多样性，忽视了发展伦理范式本身的可选择性。
现代性、近代以来的社会在总体上可以称为发展社会，而发展社会本身又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阶段或形态，由不同形态的“发展伦理生态”
构成。
从目前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发展伦理生态。
一是以个体性为侧重与主导的发展伦理生态；二是以整体性为侧重与主导的发展伦理生态。
在现代性的早期，倡导以个体性、利益性为主导的发展伦理生态有其合理性，因为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从传统统治社会催生个性、利益、市场、民族、民主等现代性要素，使进化、发展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词。
但随着个性、市场、民族、民主等的不断发展，人们日益发现整体、意义、责任、人类共同体甚至地球生命共同体也是现代性的必需要素。
由此，以整体性为侧重的发展伦理开始为人们所重视与认同。
社会责任、生态责任、公共性、公共领域等日益成为当代社会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词，正是现代性的时代精神或者说现代性的构成形态从“个体性发展伦理”
向“整体性发展伦理”
转换的一种重要反映。
在人类已经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创造能力及相对丰裕财富积累的条件下，片面强调以个体为基础进行社会建制，将导致泛化的私有制。
所谓泛化的私有制，就是以个体性原则作为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制度结构、社会意义的最高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历史性地肯定个体权利，但我们反对个体原则的至上与泛化。
泛化的私有制虽然会产生较高的效率，但也对社会存在与运行的原则构成了深层危害，深层消解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妨害社会公平的实现，阻碍人们对文化生活、超越意义的追求，使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等公共领域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
……我们主张对私有化的局限有一个健康的认识，而不是无条件地拥护或拒绝。”
[43]泛化的私有制损害的是多数人，成就的是少数人。
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是一种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系统性危机，那么，推进现代性的伦理化，建构发展伦理就不能寄希望于突发性的集体事件，也不能仅仅依靠发展伦理教育，而应该以把握现代性的构成原则为基础，从知识、制度、行动等诸多方面系统地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发展方式的深层转换。
其一，确认现代性本身的多样性、可选择性，为发展方式转换提供本体论基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城市形态、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市场形态甚至价值理念似乎日益全球趋同的今天，确认现代性的多样性、可选择性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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