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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芬伯格从科技哲学层面揭示了现代性的可选择性。
在《文化人类学》中，哈维兰则对西方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的合理性、可持续性进行了质疑，认为这种发展方式在总体上是一种低效率、投入大于产出的破坏性发展，并主张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生产与发展方式。
诸多研究成果说明，现代性作为科技、产业、社会生活、政治建构、文化生活等要素构成的有机体，在本质上就具有多样性、可选择性。
确认现代性本身的多样性，是系统解决现代性诸多危机，深层理解发展方式转换的本体论前提。
其二，确认发展伦理范式的多样性、可能性，为发展方式转换奠定伦理观基础。
解决现代性问题需要转换发展方式，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与定位发展方式转换。
人们往往在经济学层面理解发展方式转换，把发展方式转换理解为转换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
面对现代发展问题的综合性、系统性，仅仅从经济学层面理解发展方式转换，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转换发展方式的根本内容或者说不可缺少的基础内容，是从“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伦理”
走向“权利与责任并重的发展伦理”
，从“以个体为基础的发展方式”
转换为“个体与整体并重的发展方式”
。
自觉推动发展伦理生态从以个体、财富为中心，走向个体与整体、利益与意义、权利与责任相统一，是发展方式的真正转换。
这样，确认发展伦理范式本身的多样性、可能性，就成为超越经济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个体中心主义、泛化的私有制等相对片面的发展伦理生态，建构面向未来、可持续的现代性的重要理念基础。
其三，直面我国发展伦理的问题特殊性，探索发展方式转换的中国方略。
一方面，针对中国市民社会发育不足、个体创造性不足、独立性不够、依赖性过强等问题，面对发展实践中诸多危害、牺牲个体权利的事实，中国亟需个体意识的进一步成长，需要继续培育侧重个体性的发展伦理；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特殊的人口资源空间等矛盾，面对现实中的诸多为富不仁、化公为私等现象，中国又亟需培育新的整体意识、责任意识、共同体意识，培育侧重整体性的发展伦理，以化解社会冲突，保障持续增长与社会秩序。
面对当下语境，如何在具体发展实践中处理好个体与整体、效率与公平、欲望与意义、权利与责任、发展与稳定等之间的张力，需要能力与努力，更需要耐心与智慧。
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
从具体条件出发，明确方向，逐步实现发展方式转换，应该是一种明智而有效的选择。
[1][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2][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3]同上书，第11页。
[4]同上书，第79页。
[5]同上书，第11页。
[6][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7]同上书，第53页。
[8]同上书，第39页。
[9]同上书，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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