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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重不同文化主体在发展中的智慧、创新能力与主体地位。
其三，为未来发展探索新的可能选择，是发展伦理研究的重要任务。
面对复杂发展问题，“理论家和实践家的伦理任务都是要发现或创造战胜发展障碍的新办法”
[2]，“创造新的可能性是最高的道德迫切任务”
[3]。
另一方面，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又具有某种“决定论”
意蕴。
所谓“决定论”
，就是在整体趋势与个体自由间注重整体趋势的情境制约性，在客观规律与主体自由间注重揭示客观情境对主体行动的客观制约性。
虽然，古莱、克拉克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极少使用规律范畴，缺少自觉的规律意识，但其发展伦理学仍具有某些“决定论”
意蕴。
其一，认为物质充裕、生活富足、人格尊严等是现代生活的基本内容，为所有国家的人们提供基本的现代生活条件，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内容。
“乞讨者不可能是选择者”
[4]，物质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平等分配是现代性发展的基本趋势。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内容与路径具有不可选择性。
其二，以平等、公正、参与为原则的现代民主制度，是现代性的基本运行框架，民主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也具有不可选择性。
可思波认为，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不仅指人们应该平等地分享发展成就，更指人们应该平等地分担发展代价，并认同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民主的基本条件是每个人都实践性地具有可行能力。
虽然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对现代性的决定性、选择性都有所涉及，但他们并没有从“规律性与主体性的历史关系”
这个层面历史性地理解现代性本身，选择与决定、价值与规律在他们那里处于深层矛盾状态。
众所周知，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人本性、价值性，现代性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前现代“命运论”
、“宿命论”
的克服。
如果如克拉克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性的决定性意味着不同发展主体没有权利对民主本身进行不同的文化建构，如果现代性条件下的民主就是单一的西方式民主，如果现代性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的单一性、唯一性，那么，以克服宿命论为特征的现代性，其本身是否已经沦为一种如宿命论一般的力量？全球发展公正性还存在吗？以反对物质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等绝对主义为自觉诉求的发展伦理学自身是否成为一种绝对主义？反之，如果片面强调现代性的“选择性”
，如果现代性简单地意味着不同发展主体可以固守自身文化传统，可以自由甚至随意地对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进行多样的解释、选择、建构，那么，不同形态现代性之间的一般性、共同性还存在吗，现代性本身还存在吗？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发展主体进行交往的基础平台还存在吗？以改善、发展、完善现代性为自觉目标的发展伦理学，是否又成为一种相对主义？显然，面对诸多发展问题、现代性问题，不回答“主体选择性”
与“规律强制性”
、决定论与选择论的历史关系，整个发展伦理学的学理基础将存在深层矛盾，发展伦理学将无法真正直面现实世界、解答现实问题。
（二）现代性的决定性与选择性
所谓现代性的决定性，是指作为一个现实过程，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等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性的发生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现代性都已经发生，只有参与到现代性的进程中，人们才可能实现生存与发展。
所谓现代性的选择性，是指人们可以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具体形态进行文化选择，可以根据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建构适合自身与情境因素的具体的现代性的具体模式、路径、样态，可以建构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多样、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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