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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进程看，现代性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强一元论的阶段；二是强多元论阶段。
以工业化为主导内容的早期现代性更多体现出一元强制性、弱选择性。
在这种语境下，不同的民族国家、文明主体，或者参与到现代性进行中发展工业化，或者就失去生存权利、文化主体资格。
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给予深刻揭示。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普及、深化、转换，随着信息化、生态化等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当代社会生产方式呈现出多层次、多质性、多样态并存的复杂局面，不同样态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的多样态并存日益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显性特质。
也就是说，当代社会，现代性日益呈出多元性、可选择性，现代性日益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
相对于早期现代性的“强决定性、弱选择性”
、“强一元性、弱多元性”
，相对于一些学者对当今世界“趋同性”
的强调，我们把这种“弱决定性、强选择性”
、“弱一元性、强多元性”
的当代现代性称之为“可选择的现代性”
。
从哲学上看，可选择的现代性具有两层含义。
其一，现代性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趋势，不同的现代性之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都以工业化为基础，都以市场化、民主化为重要体制特征。
其二，现代性的具体形态具有内在的多样性、多质态性，不同发展主体根据具体主体条件与客观情境实践各具特色的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道路，建构各具体特色的多样的市场体制、民主体制，构建各具体特色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
这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多样态“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的并存也就是可选择现代性的现实外延，而可选择现代性也就是多样态“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的并存的哲学内涵。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变化，随着人们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可选择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必然发生进一步转换。
在决定论与选择论、规律与伦理的具体统一中，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个范畴是对当代世界重要本质的哲学提炼与概括。
可选择的现代性对发展伦理学的基础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向度看，发展伦理学也就是对主体的现实选择能力进行深层价值反思的学科。
离开了对人的选择能力的研究与高扬，发展伦理学也便失去了价值精神、存在意义。
确认不同发展主体在现代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主体选择能力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价值导向。
其实，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对人的可行能力、参与能力、决断能力的强调，在本质上也就是对现代性条件下人的主体性、选择能力的强调。
其二，从问题向度看，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可选择困境的凸显，现代性多样可能性的呈现，是发展伦理学兴起的社会存在论动因。
20世纪中后期，现代性诸多深层矛盾的不断呈现，迫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好的、真正的发展？现代性是否只有一条路径可行？现代性是否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样态？发展伦理学正是由这些时代问题所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可选择的现代性是发展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动因。
其三，从学科本质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个范畴是构建深层发展伦理学的基础本体论范畴。
没有现代性选择困境的凸显，没有可选择现代性的现实推进，也就没有发展伦理学。
可选择的现代性是发展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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