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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就是一门对可选择的现代性进行根本意义反思、价值确认，并以此为基础对全球发展公正性进行反思的基础性学科。
（三）中国现代性的可选择性
方法论上，现代性研究有两条路向。
一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理念论、观念论路向。
韦伯认为，现代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确立了某种宗教观、科学观、等级观、效率观，现代性的根本也就是合理性。
二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本体论路向。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5]，现代性的发生本质上源于生产方式的转换，生产方式、社会存在是理解社会本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理念的根本归结。
古莱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往往从文化观念这个层面揭示不同文化主体具有建构本土发展理念的合理性，这实质是一种用观念论证观念的循环论证方法。
我们认为，对不同发展主体发展观念、发展战略的民族性、本土性的揭示，需要从生产方式、社会存在这个社会本体论层面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出发，以观念论证观念。
对我国发展理论、发展伦理研究者而言，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从社会本体论、社会规律论层面揭示中国特色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的历史必然性、伦理必然性。
在发展观念、发展实践、发展模式、发展规律四者关系中，发展观念来源于并指导发展实践，发展观念与发展实践具体统一、凝结为发展模式，而发展模式最终归依于发展规律，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制约发展模式、发展理念。
当今世界的基础规律，是现代性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转换。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对现代性的规律性把握，对发展实践、发展观念的理解将成为无本之木，只有以现代性的变迁规律为基础，才能真正厘清中国现代性建构模式、发展理念的深层合理性。
我们认为，从逻辑上看，揭示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必然性需要区分与进行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是揭示现代性的历史必然性与我国建构现代性的必然性；二是揭示现代性的历史可选择性与我国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必然性。
现代性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必然性；当代现代性的可选择性，决定了中国建构有民族特色现代性的必然性。
我国建构现代性的必然性在于，以理性化、人性化、工业化、科技化、都市化、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等为内容的现代性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
任何民族和国家如果脱离这个基本趋势，都会失去基本的世界交往平台、游离于世界宏观发展之外，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巨大成就已经从实践上说明，现代性的自觉建构，促进了我们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没有现代性的建构，也就没有我国的小康社会，没有中国未来的发展。
自觉建构现代性是我国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选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进程，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反映、克隆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模仿、学习过程，而是一个以现代性的本质可选择性为规律性基础，创造、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现代性的过程，一个为人类探索可选择现代性的重要具体实现模式的过程。
这个带有根本创新、根本创造的过程需要我们进行科学、深入的理论总结、哲学概括：一方面，需要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环境条件、制度环境等层面对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必然性进行历史性、经验性总结；另一方面，更需要从本体论、规律论层面，从现代性本身的时代本质特别是可选择性出发，对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哲学内涵、逻辑依据进行深层规律论总结。
我们认为，“可选择的现代性”
这个范畴，作为对现代性本身的多样性、具体性、历史性、多模式性的哲学确认与逻辑提炼，是清晰论证、深层确认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历史必然性、伦理必然性的重要逻辑基础。
在“中国特色现代性”
与“可选择的现代性”
的关系上，一方面，“可选择的现代性”
是“中国特色现代性”
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性”
是“可选择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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