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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具体实现。
不同的具体、多样现代性的历史性和谐共存,构成当代“和谐世界”
、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本质内容。
(四)和谐世界与可选择现代性
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
、建构一个“伦理世界”
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目标,但克拉克等学者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理解却存在深层问题。
古莱、可思波在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价值理论、文化观念为基础。
比如,他们都以民主、自由等为价值基点,却都没有对自由、民主本身的历史性、多样态性,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的多样性进行自觉反思。
这样,他们所意指的发展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趋同,他们所理解的“全球发展公正性”
也就是以西方理念、西方模式为理想类型、理想目标的所谓“伦理世界”
、大同世界。
克拉克等走向西方文化中心论、西方制度趋同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在方法论意义上,“可选择的现代性”
这个范畴、视阈的缺失,没有从社会本体论、社会规律论层面揭示、确认当代现代性的可选择性,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深层本质,是一个重要原因。
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
在当代发展研究中的基础范畴地位,回归社会本体论、社会规律论研究,是深刻认识当代社会发展趋势,揭示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哲学内涵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6]。
我们认为,现代性的发生与转换在本质上源于人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现代性会发展并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本质、具体特点。
并不存在一个抽象、同一、不变化的现代性,当代现代性的重要特点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的多样态共存,当今世界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并不存在某一种政治模式与某一种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的线性、绝对、唯一组合,不同国家的现代性之间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和而不同”
的关系。
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个概念,在本质上不是一个观念论、评价论范畴,而是一个本体论、规律论、社会存在论范畴。
虽然古莱、克拉克等西方发展伦理学者以不同方式揭示了现代性的必然性,以及现代性人文内涵日益呈现的趋势,但是,由于他们忽视从生产方式、社会存在的历史转换这个社会本体论层面进行发展伦理研究,忽视对社会进行具体的历史规律论研究,因而无法科学地解释决定性与选择性在当代现代性中的关系,无法真正地揭示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具体的“和而不同”
哲学本质。
因而,发展伦理学需要回归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论研究,以深刻揭示当代世界关系的伦理本质。
我们认为,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本质就是以不同文明、不同样态的现代性的共存为内容的“和谐世界”
;全球发展公正性、“和谐世界”
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是“可选择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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