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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为评价全球化问题与成就的根本尺度；另一方面，他们把所谓由具有全球伦理素质的个体组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作为推动发展公正性建构的根本力量。
显然，这种漠视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个体”
的国家性、民族性，割裂伦理的个体性、民族性、国家性、世界性关系的观点是抽象的个体主义观点。
具体地、历史地认识个体与整体，国际、国家、民族、个体的关系，是发展伦理学及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基础问题。
[17]
其四，从历史与现实、“历史伦理”
与“现实伦理”
（伦理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系看，忽视全球权利与全球责任及其关系的历史性，是目前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方法论缺陷。
在杜威、可思波、克拉克等看来，自由、权利、尊严等是全球普适价值，全球发展公正性就是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权利、尊严。
我们肯定自由、权利、尊严的重要性，也不抽象地反对普适价值，但问题在于，自由、权利、尊严本身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其实现并非只有一种制度形式。
当克拉克等主张西方制度的普适性时，他们其实消解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文化、伦理选择的自由与权利，忽视了伦理本身的历史性、具体性，其实质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西方中心论的伦理观。
马克思指出，自由、平等、尊严等所谓天赋人权，其实只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并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价值观。
[18]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确认伦理、发展伦理的历史性，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其五，从发展、现代性、全球性的关系，从发展本身的进步性与问题性的关系看，对发展、现代性、全球化的本质与作用的线性理解而产生的片面性，是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古莱、可思波等那里，全球发展公正性的重要内容是全球的普遍发展，即世界上所有的个体都能享有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生存方式、生活水平、富裕程度。
但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存方式、生活水平是奠定在近代以来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性发展方式之上的，在哈维兰等看来，现代西方社会所选择和建构的发展方式存在深层问题，是一种难以持续的高消费式的现代性。
[19]在麦克里兰看来，目前西方的现代性是对启蒙精神的片面实践。
他认为，“启蒙运动有志将宽容与节制的原则扩充为个人生活及社会、政治生活通则”
[20]，节制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
[21]之一。
但西方现代性却片面地发展了其理性与扩张的一面，强调用资本和竞争原则推动发展、重构世界。
我们认为，现代性、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发展方式既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产生诸多问题的过程，应该超越单纯的发展中心主义，树立一种理性、辩证、全面的发展观，以一种既发现问题又看到希望、“悲观与乐观相统一”
[22]的态度，确认发展和全球化的辩证性以及现代性的可选择性，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研究具有根本意义。
（二）全球发展公正性：历史转换与实践建构
回到历史本身，反思全球化的历史变迁，对正确认识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本质与建构路径的意义重大。
一般认为，全球化始于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航海家的探险活动与近代以来的商业革命、工业革命。
但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斯特恩斯等全球史、全球文明史的研究者眼中，全球史的生成远比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要久远得多。
“跨文化的互动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稳固的特征。
在遥远的古代，大规模的移民，帝王的扩张战争，以及远距离的贸易都对全世界各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3]罗宾·科恩将全球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以前的原始全球化。
“当一些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宗教教义四处传播时，原始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就开始启动了。”
[24]15世纪，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进行第一次全球探险，“殖民征服也随之而来”
[25]。
原始全球化以帝国和宗教的扩张、殖民等为特点，但“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像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般的影响效果”
[26]。
第二阶段，17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以理性启蒙、民族国家、资本扩张、殖民运动等为特点的全球化。
这是一个现代性和资本在全球扩张和殖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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