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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方式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兼顾，既运用资本逻辑又不任其失控的中国式道路，这就在行动与制度层面决定了中国模式与殖民主义的本质不同。
在发展历史上，中国曾经深受殖民与半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痛苦。
中国人民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深恶痛绝，这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民族心理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搞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
在发展环境上，随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崛起，世界力量对比的逐渐多极化、平衡化，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都不可能长期存在。
世界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选择一条没有前途的所谓“新殖民主义”
发展路径。
从客观效果看，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不仅不是殖民主义，相反，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对非洲的发展，对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
虽然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走向与贡献存在诸多争议，[44]但“中国模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45]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中国对全球化的和平参与将为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建构提供可供选择的新范式和新发展伦理。
其次，从认识论角度看，“中国新殖民论”
是对世界关系的一种片面反映，是在某种特殊情绪、文化偏见的支配下，对事实做出的错误判断和解释。
“中国新殖民论”
歪曲了殖民主义的本质与历史，无视中国对非洲发展、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折射出观念持有者的扭曲心态。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中国新殖民论”
在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反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西方世界对其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呈减小趋势的一种文化担忧，反映了西方一些既得利益者希望继续保持其可能丧失或正在丧失的优势地位、既得利益的微妙心理。
按照解释学方法，任何一种观念、态度都以一定的“前理解”
为基础，分析、定位一种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的前提是分析其“前理解”
。
“中国新殖民论”
的一个重要“前理解”
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
换言之，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是产生“中国新殖民论”
的深层文化基础。
西方中心论以“神圣希腊”
为原点并不断发展。
在历史起源意义上，西方中心论是一种通过对希腊文明进行片面抽象提升、主观浪漫夸张所形成的不恰当、片面的文化自信。
[46]西方中心论与“神圣希腊”
相伴随。
经过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的再发现、“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时代的特殊辩护”
，古希腊成为“人类历史最令人惊讶的时期”
[47]。
以片面的认识、扭曲的自信为基础的“神圣希腊”
成为西方中心论的精神家园、情感源头。
在黑格尔那里，西方中心论与“神圣希腊”
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在黑格尔看来，“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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