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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近代以来，西方因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使诸多西方人更加坚信自身的优势地位，甚至把这种优势抽象为西方人种、人性的优势。
在“神圣起点”
与“现世优势”
的相互论证中，西方成为文明、进步、普遍的代表，东方则成为野蛮、落后的象征，一些西方学者日益走向对西方民族优势地位的非理性的执迷。
在西方中心论者眼中，唯有西方理念与体制才是这个世界的理想构建模式。
正如哈维兰所说，任何民族在其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都需要树立民族自信、民族文化认同，但是，当这种民族自信、民族自我认同走向对其他民族的歧视时，就成为一种有问题的种族中心主义。
虽然在斯宾格勒、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渐消失。
但是，这种西方优势却已内化为一种文化心理和文化前理解，萨义德的“东方学”
深刻揭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文化前理解是如何深刻地影响西方世界对“东方”
的理解的。
在萨义德看来，在西方文化中，“东方”
不是一个主体性范畴，而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文化概念，相对于西方霸权而存在的边缘性“他者”
。
“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
[49]“东方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沉默的他者。”
[50]在这种“西方中心论”
思维方式、西方优越感的文化心态和“东方学”
前理解的深层或潜在制约下，面对东方世界、东方中国的崛起，面对自身优势地位与既得利益的可能丧失，面对不同于自身的社会制度与发展理念，产生“中国威胁论”
、“中国新殖民论”
等指责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论调，便具有了一定的认识论、解释学、心理学上的必然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对“中国新殖民论”
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积极推进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建构，通过更加合理的发展行动批驳各种错误观点，对其实现历史性超越。
其一，在全球发展公正性建构的可能性日益增强，但全球发展格局依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转换发展方式，不断探索与完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批驳“中国威胁论”
、“中国新殖民论”
，推动全球发展公正性的重要主体条件。
其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综合实力仍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努力发展自身，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谋求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既是澄清事实，驳斥“中国新殖民论”
等错误观念的有效方式，也是对世界发展、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实际推动。
其三，当前全球化游戏规则的诸多不公正，是“中国新殖民论”
产生与扩散的制度环境，也是阻碍全球发展公正性建构的制度性因素。
因此，主动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制订，不断促进国际交往规则的合理化，逐步改善全球发展的制度环境，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规则权力、制度权力，真正确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过程中的平等主体地位，是预防新的“中国新殖民论”
及类似错误观念，推动全球发展公正性建构的重要路径。
其四，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施“走出去”
战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实施更加全面的国际化战略，重视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重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深化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与形式，主动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和谐世界理念。
[1][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等：《西方哲学史》，丁三东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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