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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多数成员认为有必要将个人行动至于更高标准之下时，这个社会才能认识到需要在政治上利用制度的限制力量制约社会一时的集体意志。
幸运的是，制定者们所处时代普遍的道德、宗教和社会习惯与信念都基于基督教中“爱邻人”
的传统。
因此，当时的公共精神有助于人们心怀谦卑、惯于调和以及时刻质询自己的动机。
当时广为流传的理念认为，正如个人有着更高自我并需要用其制约低级自我或冲动自我，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同样应该尊重更高的道德标准。
在西方的传统道德仍主导社会的时期，制定者们的宪法被视为社会的更高自我或规范自我的制度化身，因其含有对多数意志的限制并自愿接受这种限制。
因此，宪法在人民和政府官员中广受尊敬。
然而，在制定者的时期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道德习惯很快被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推崇的观念取代了。
卢梭认为人自然是善的而其道德观在于给予个人冲动完全的自由。
对卢梭而言——他点燃了雅各宾派“自由、平等、博爱”
这种具有煽动性的幻像——世上恶的来源不是人类不经驯服的内在渴望，而是外在于自我的理念和制度对人的限制。
因此对他而言，最快速有效地改善世界的方式便是用来自最强烈的渴望的革命措施来代替传统的制度和惯例。
对于那些与卢梭持有同样人性观的人而言，个人不应对自我冲动加以限制，而任何妨碍个人实现一时渴望的制度都应该被削弱或摧毁。
而既然个人的冲动意志不应被限制，共同行动的人的意志就同样不应被限制了。
这种人性观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主导，而在其看来，阻止抽象的国家多数的意志应立刻成为政府的政策，这一点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不应有任何法规、惯例或制度有权阻止。
新文化潮流的另一个结果是公正概念的改变。
传统观念认为共善在于人为了更为卓越的善超越随心所欲的自利。
然而在今天功利主义的伦理大潮下，“社群的利益”
用边沁的话来说仅仅是“组成社群的每个成员自己的利益的总和”
。
如此一来政府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更有价值的目标限制自利的动机，而变成不考虑人性伦理的需要，仅追求使个人私利达到最大值。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传统道德观的衰落带来了标准的普遍降低。
如上所述，制定者们的宪法只是为了确保，在一个一直都要求用更高的力量限制自然冲动的文化中，这样的限制不仅被个人遵守，也被政治多数及社会整体所遵守。
因此不可避免地，当个人越来越不愿意为更高目的而对自我的行为进行限制时，宪政主义——也正是指社会对自我的行为进行限制——也同样会失去塑造或限制政治行为的力量。
传统的道德观，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要求男人和女人完善自身并公正对待他们的家人和接触的人。
这样的信念使内在和外在的限制非常重要，而这些限制能够推动我所说的宪政。
今天的文化推崇的所谓的新道德观不太关心提升自我，而关心提升他人。
这样的道德观在传统的伦理看来是一场骗局，它重视自我肯定而将宪法限制视为可笑的或过时的。
美国许多声称要更加严格地遵守宪法条例的人认为需要以理论的方式尊重宪法的原则。
他们似乎认为美国人只要注意成文宪法中写下的内容就可以恢复制定者们的意图。
但事实上，脱离了制定者们通过宪法时的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宪法中的抽象词汇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回到制定者们的宪法必须要复兴与宪法不可分割的历史时期的人格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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