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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这一人文主义理想日益规范化，而且和特权与等级联系了起来。
社会优越感强化了这种知识上的优越感，由此便造成了同情心的缩减，而这正是艾米尔反感英国绅士的原因：“绅士们在彼此之间讲究礼貌、平等，和社交礼仪；而他们对本阶层之下的人，则傲慢、轻蔑、冷淡、漠不关心……绅士的礼貌不是人性的、普遍的，而是十分个别的、私人的。”
无疑，英国人的同情心如此狭隘确实令人遗憾；但是，如果英国人扩展他的同情心，使其传统的、人文的、虔敬的纪律不受拘束、而变得软弱无力，那就会是更大的遗憾了。
其实，即使将艾米尔的斥责考虑在内，英国人文主义者也并没有完全违背其古典原型。
正如布彻教授所指出的，英国人对绅士和学者的观念与雅典贵族民主政治所持有的对有教养的人（thecultivatedman）的观念这二者间存在着一种真切的联系。
二
我们要记住，尽管我们一直在谈论古代的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但人们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使用人文主义者一词，人文主义一词则更晚才得到使用。
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一个重要的对比，即当时在人性与神性之间通常会产生的那种对比。
就其本质而言，文艺复兴是反对那个神性有余而人性不足的时代的，它反对中世纪神学对人类某些方面的压制与阻碍，并反对那种超自然的幻觉——它将把某种致命的约束强加给更纯粹人性的、自然的人类功能。
只有在古代的经典著作中，我们才能找到这些功能充分而自由展现的范例；但是，对希腊罗马的崇拜本身很快又演变成一种迷信，一个人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往往不过是因为他对古代的语言入了门，而他本身或许几乎或根本不具备这个词本应蕴含的信条与纪律。
早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很少真正是人文的。
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人文主义远不是某种信条与纪律，而是对于一切纪律的反抗，是一种从中世纪的极端走到另一极端的疯狂反弹。
在文艺复兴的第一个时期，占据主流的是一种解放运动——对感官的解放，对才智的解放，在北方国家里还涉及对良知的解放。
这是第一个伟大的现代扩张时期，是对个人主义的第一次促进。
与所有此类时期的特征相同，这时最重要的是知识的扩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同情心的扩张——只要这种扩张能与人文主义的排他特性相互兼容。
那个时代的人拥有爱默生所说的对知识的饿狗般的胃口。
他们那种打破中世纪传统镣铐和束缚的热情，和他们那种欢庆自然与人性恢复和谐时所表现出的勃勃生气，一时遮蔽了对礼仪（de）和选择的要求。
比如拉伯雷这样的作家就既不讲究礼仪、又不讲究选择；因此他固然是一个天才，但是在有教养的古人眼中不过是一个野蛮人而非人文的人。
这种个人能力的无序与无纪律的表现，在比较自由与约束的好处时过分强调前者，都为扩张时期带来某种特殊的恶。
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张扬和放纵与日俱增，对于社会的存在似乎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因此社会便开始对个体产生反动，在博放时期（eraofexpansion）之后，精约时期（eraoftration）[3]便随之而来。
这种变化发生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和不同国家。
在意大利，这种变化基本发生在罗马遇劫（thesae，1527）和特伦特会议（thecilofTrent）时期；在法国，变化则发生于宗教战争天下大乱之后，这表现在亨利四世[4]的政治举措中和马莱伯的文学作品里。
当然，在文艺复兴这样一个复杂的时期，我们必须允许有众多思想潮流和反对意见出现，也必须允许几乎任何一种个人例外的出现。
无论是某一个体还是某一时代，通常都会具有一些与主要潮流背道而驰的因素，这些因素一般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如果某人不是一位不得不证明其“独创性”
的德国博士或喜欢为了悖论而悖论的人，那么他还是可以在各种潮流和反对意见当中看清主要趋势的。
从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艺复兴后期的主要趋势远离了那种欣赏自由扩张（afreeexpansion）的人文主义，转向了具有最高程度的规束与选择的人文主义。
不过，有一个根本上相异的问题使整个运动都变得复杂起来，即至少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已经感到一种对抗个体以保护社会的需求。
人们本来可以在坚持规束与纪律的同时无须对个人主义疑虑重重，但这个时期的很多人文主义者却由于过分强调一种外来的、自上而下进行强制的纪律以及一种尚须在各种具体条件下不断修正的信条，因此他们不免流于僵化和狭隘，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是人文的了。
斯卡利杰是位极为苛刻的天才，他曾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整个欧洲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艺术的本质在他看来即是electioetfastidiumsui——对自身的挑选与苛求（但实际上斯卡利杰的苛求从来都是留给别人的）。
这种严格挑选的精神日益广泛流行，一直到博放的拉伯雷为孤傲的马莱伯所代替，纯粹主义使人类的思想、情感、乃至其语言都面临枯竭的威胁。
卡斯蒂廖内在他论侍臣的文章中说，绅士的个性构造中应当加入孤高倨傲（sprezzatura）的成分。
在得到正确理解的情况下，这个说法包含了深刻的真理。
不幸的是，贵族式的孤傲具有严格的选择，却缺乏广泛的、同情性的知识，这直接导致了伏尔泰对他所描写的威尼斯贵族波科库兰特（Pote）的那种抨击的态度。
波科库兰特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学者：他们不像今天的学者那样因其包容的同情心而得到尊重，而是由于他们对事物的大肆批判为人们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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