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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科库兰特有着一种精心培养出来的sprezzatura(孤高倨傲),这里面还夹杂了一丝报复心,除了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一小部分诗歌以外,他几乎看不起所有其他的东西。
“波科库兰特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人呀!”
惊恐万分的憨第德(dide)说道:“没有什么能够取悦于他。”
文艺复兴后期的强调纪律和选择的人文主义、与早期博放型人文主义之间存在的对比,不应当使我们无视二者目标的潜在统一。
这两个时期的人都把古代的人文主义者看作自己的领路人,他们的目的也是一致的,都是要造就完善的人(totus,teresatquerotundus)。
只不过后一时期的人和通常意义上的新古典主义者,与其说希望通过博放的美德来达到这种完善,不如说希望通过精约的美德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他们来说,早期人士似乎给个人的奇思异想打开了太大的缺口,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对主题的选择,并建立一种普遍的、人文的信条与纪律。
为此目的,古典的信条与纪律也被用来为基督教的信条与纪律服务。
例如在天主教国家的耶稣会学校中,以及在新教国家对旧式大学教学大纲中某些学科的选择上,都可看到这种在异教与基督教传统之间取得妥协的努力。
无疑,选择神性或人性二者中的任何一者作为代表都将是不充分的,而且这些在诸多方面相互分歧、并在某些方面相互敌对的信条与纪律,它们之间的全部妥协无疑也会显得非常肤浅并因此会遭到批判。
文艺复兴早期人士对于人性和他们所理解的神性之间的对立感觉更为深切,从而他们经常会坚决地维护双方中的一方。
马基雅维利指责基督教将世界弄得缺乏阳刚之气,而路德却认为对异教经典的研究——除了某些极窄范围内的研究——有害无益。
加尔文憎恨拉伯雷,拉伯雷则谴责加尔文是个骗子。
然而,将古代人文学科和修辞艺术视作天主教附庸的那种努力毕竟在很多方面还是值得赞赏的,“睿智而雄辩的爱”
(sapiensatqueeloqueas)这句格言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个意思,这句话如果得到恰当理解的话仍不妨用来定义大学的目标。
当今学术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去研究我们应如何挑选某些代表性学科,并结合宗教方面的因素将这些学科统一在一种纪律之下;简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关于以往大学教学大纲的更为细致的历史。
与此紧密相关,我们同样需要一部绅士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回溯到卡斯蒂廖内的著作和16世纪意大利其他有关风俗的论述中去,特别要厘清绅士的概念是如何与学者的概念结合起来的,这一理想目前在英国依旧存在。
意大利的卡斯蒂廖内和英国的菲利普·锡德尼爵士,早已实现了这种绅士与学者兼于一身的理想,他们身上几乎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活力。
然而那位斯卡利杰却由于他那苛刻的选择,依然不过是位难得的学究而已。
一般说来,只是在法国的影响下,学术才摆脱了那种学究作风而变得风雅精致起来,人文主义者的标准才与世人的标准结合在了一起。
但同样是在法国的影响下,绅士与学者的理想外化并程式化了,直到后来在某些新古典主义者(如波科库兰特)那里,它退化成为一种势利和浅薄的混合物,曾经深刻的洞见如今不过成了一种彬彬有礼的偏见。
然而,我们绝不能像浪漫主义反叛运动的伟大首领那样,因为急于剔除习俗的外壳,便置人文志向于不顾。
新古典主义者即使在他最矫揉造作的地方,也依然与古代的人文主义者有着某种联系,——这表现在对走向某一极端的恐惧、对所有倾向于使某些能力萎缩的同时使另外一些能力膨胀的事物的恐惧,也表现为他避免一切过分之事并避免过分强调某事,最后,这还表现为他对过于热衷的不信任,因为我们很难在热情高涨的同时保持温和适中。
他在孤高倨傲之中培养自己的超然和自由,并对任何事情都淡然处之(niladmirari);然而浪漫主义者——正如世人皆知的那样——对任何事物感到惊奇,特别是他自己和自身的天赋。
在言谈举止方面,新古典主义者会考虑人类的一般素质,甚至在写作和言谈中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技术性和专业性术语。
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完美的教养不在于脸孔上戴着某一专业特有的面具,而是在于行为举止无处不然的优雅之中”
(不过约翰逊博士本人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标准)。
所有这些观念的核心其实正是对专业化的恐惧。
拉罗什富科曾说:“真正的绅士与正人君子(honnêtehomme)是那种自己在任何方面都不自负的人。”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与美国商业界流传的一句格言加以对照:知道两件事的人让人反感。
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人宁愿被人认为肤浅而不愿被认为片面,今天的人则宁愿被认为片面而不愿被认为肤浅。
三
现在不妨总结一下我们寻求人文主义定义的成果。
我们发现人文主义者(正如我们从历史中所了解到的)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游移,并根据他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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