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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地表达这一真理——如帕斯卡尔所说的——那就是：人之完美杰出的真正标记，是他协调自身对立之德行的能力，以及他占有这些德行之间所有空间的能力（toutl'entredeux）。
人通过这种融合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来显示其人性以及高于所有其他动物的优越本质。
正像有人告诉我们的那样，圣弗朗西斯融合了他身上老鹰与鸽子的品质——他是一个温顺的老鹰。
我们上文引述过的那位希腊哲学史家也谈到了苏格拉底在思想与感觉之间获得的完美和谐。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将苏格拉底与卢梭相对照（卢梭曾经说自己的“心灵与头脑似乎不属于同一个体”
），我们就会看到哲人与智者之间的区别了。
人是一种注定片面的造物，然而人之成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够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命定之事；他所能达到的人文程度，完全取决于他调和自身相反德行的程度。
这个目标——正如马修·阿诺德在他那些最令人钦佩的隽语中所说的——就是稳定地、整体地看待生活。
但可惜的是，还没有人能够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即使是阿诺德所推崇的索福克勒斯也是一样。
在人们做了较为简易的调整之后，还有其他更加困难的调整在等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讲，目标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就最实用的目的而言，适度的法则乃是人生最高的法则，因为它限制并囊括了所有其他法则。
无疑，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事实，远东最杰出的人——佛祖（GotamaBuddha）——在他第一次训诫的起首几句里便说，极端的即是野蛮的。
但是整个印度都未能领悟这一训诫的真义。
希腊或许是最为人文的国家，因为它不仅清楚地阐明了适度的法则（“不要过度”
），而且还认识到复仇之神（nemesis）会惩罚任何一种狂妄地走向极端（üβριs）的形式或违背这项法则的表现。
当然，即使是在希腊，也只有少数人才会实际洞见到适度的法则——虽然有时这少数人可能会具有相当的数量。
希腊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则几乎都是不健全的，而不健全的原因就在于其片面性。
我们可以从商业危机理论中借用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
人们只有少数是谨慎的，这些人会慎重地调节企业的发展；而大多数人则不免会发展到过度交易（over-trade），除非他们受到谨慎的少数人的制约，否则最终就会自食恶果。
希腊文明曾因过度（theexcess）而遭受到巨大的痛苦，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很显然，那些达到如此人文程度的人们本来是不会无法作出适当调整的。
在此我们并不打算解决这个太过困难的问题，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希腊由于理性怀疑主义的出现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准则，由于它未能发展出足以统一其生活并向个体施加一种纪律的新的准则，因此其心智便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过度灵活的状态之中。
简言之，它未能调节好统一（unity）与多样（diversity），或如哲学家们所表述的，未能调节好绝对与相对之间的关系。
最有智慧的希腊思想家（特别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但是雅典人最后却处死了苏格拉底，这件事情表明希腊已经无法分清谁是圣哲、而谁又不过是智者（sophists）了。
柏拉图曾说，有一（theOheMany），“如果有人能使一与多相结合，我将追随他的脚步，如同我追随神的脚步。”
[5]协调一与多确实艰难异常，或许还是一切事物中最艰难的；而且，协调一与多是如此的重要，很多民族就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而灭亡的。
古印度由于过分强调一而遭致灭顶，而古希腊则由于未能找到统一的约束感，最终产生了那种尤维纳利斯笔下“贪婪的希腊人”
（“hungryGreekling”
）所表现出来的有害孱弱。
在丢失传统标准这一点上，现代与雅典伯里克利时代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了新版古代诡辩术的出现也不必为此感到吃惊。
对于席勒先生来说，所谓人文主义其实就是某种普罗泰戈拉式的理性印象主义。
[6]同古代的智者一样，实用主义者往往会超越核心准则的管束，把个人及其思想与感觉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詹姆斯教授说：“为什么不断前进的经验的前沿不能带着其切近的满足与不满，去刺破黑暗，如同月光照彻黑暗的深渊？”
[7]然而日月星辰自有其预定的轨迹，——正如老派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所说的——并不敢僭越规定着它们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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