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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变得必要起来，大片的森林变成了微笑着的田地，它必须用人的汗水来浇灌，此后我们很快便看到奴隶制与悲惨的生活随之而来，与庄稼一同生长”
。
简而言之，痛苦与不幸便是人们勤奋工作的后果。
卢梭如此这般建构起来的神话，显然依托于一种新的二元论。
旧的二元论认为斗争与冲突发生在人心中的善恶之间，自从人堕落之后，恶在他的心中便占据了显著位置，从而人必须保持谦卑。
在卢梭那里，斗争与冲突从个人心中转移到了社会那里。
无疑在卢梭那里还残存着一些旧式二元论的痕迹，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著述所发生的实际效应，几乎都与那种新二元论有关。
据说卢梭在去文森尼（Vines）的路上，在路边的树下休息的时候，忽然获得了一种天启般的洞见（apocalypti），而在他本人看来，那种新二元论的实质便是这种天启般的洞见。
卢梭说，他的著述有一个指导性原则，便是展示、说明人本身并不具有罪恶与谬误，这些东西都是从外部带进来的，简言之，罪恶与谬误的产生全都归因于社会制度。
而所谓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指那些左右着这些制度的人。
在人为划定的等级的顶端，踞坐着一小伙儿人，那些国王、教士和资本家们，压制着其他的人，不让他们的天生的善（如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所示）如激流般奔涌出来。
无论如何，那都不是“自然”
的错：
“自然！
哦，不！
国王，教士与政客们摧毁了人类之花
当它还只是柔嫩的蓓蕾；他们的势力四处奔决
就像不易察觉的毒药流过全无生机的社会
那无血的脉管。”
这种奇怪的二元论到底从何而来？正如莱斯利·斯蒂芬爵士评价雪莱时所云，“乔治三世，佩利（Paley）爵士以及埃尔登爵士（Eldon）何以获得了一种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如何具有了那种将自然所有的好意都归于零的能力，始终是我们禁不住要去追问的问题之一”
。
面对卢梭的二元论，我们产生了同样的疑问。
然而，大多数人却不愿质疑那种关于“天生的善”
的神话，哪怕是如上引文所示的那种颇为轻率的质疑方式。
因为这一神话不但本身非常讨人喜欢，同时似乎还为人们逃脱神学的恶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路径。
它最主要的讨好对象就是处于社会等级底层的那些人。
基督教的好处是一直试图使富人变得谦卑，然而卢梭版福音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让穷人变得骄傲起来，同时还让他们感到自己乃是合谋之下的牺牲品。
社会与法规的确立使人们有可能将“当初的武力夺权变为一项不可更改的权利，为了少数几个野心勃勃的人的利益，使全人类从此陷于劳苦、奴役与悲惨的境地”
。
人们一点都不必感到奇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这段话与其他相似的段落，至今仍是那些向人们投掷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之灵感的直接来源。
[4]整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卢梭所有其他著述都一个样，我们从中听到的都是愤怒而嫉妒的庶民的声音，这些人以爱的名义激发仇恨，煽动阶级斗争。
“我心中最难以摧毁的东西，”
我们在《爱弥尔》中读到，“是一种骄傲的对人类的厌恶之情，是对世界上的富人以及幸福的人的某种恨意，仿佛他们的富有和幸福是以我为代价而获得的，仿佛他们声称的幸福是从我这里篡夺过去的。”
那些与卢梭一脉相承的、向社会不平等现象发起进攻的十字军战士们，很容易就会从满心热忱走向极端狂热。
乍一看去，情感的解放是卢梭解释自然的核心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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