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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笛卡尔式的理性的、机械论的自然不同，卢梭的自然就其扩张性的、甚至是爆炸性的情感主义而言，乃是一种自发性的东西。
“我把理性丢出舱外”
，卢梭自己这么说，“转而参考自然的意见，也就是说，我的信仰受着内在情愫的指导，不受理性的干扰”
。
不过，当我们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卢梭身上还存在着某种比他的情感主义更为加根本的东西，此即其独具特性的想象力。
为了说明此节，我们需要仔细来看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当中建立起来的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对立。
为得出这一结论，卢梭使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与现代进化论者使用的方法极为相似。
亚里士多德让我们从结果来理解人性，而卢梭却和那些进化论者一样，让我们一路摸索回到起点。
那种从原始人到文明人的演变，被卢梭描述为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间不乏某些过渡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演变卢梭都认为花去了“数千个世纪”
的时间。
顺便一提，我们发现，这种对全人类各个阶段的演化过程的描述，对此后德国各种历史哲学纷纷涌现、一时称盛起到了辅助作用。
[5]不过，卢梭的自然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与大多历史哲学家以及所有进化论者的自然迥乎有别。
尽管进化论者非常愿意带领我们进入某个史前时段，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发挥，沉湎于凿空的假设，但他并不认为自然——在其进化的任何阶段——乃是怜悯心的来源。
卢梭将怜悯心归于自然状态，不过，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讨论自然状态时是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始的：“让我们开始之前，先把所有的事实放在一边吧。”
此后为了证明这句话有理，卢梭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
要想理解卢梭之自然，以及无数卢梭主义者们的所谓理想，关键在于卢梭的这句话：由于他在真实世界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人，于是便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幻想的黄金时代”
（goldeasy）。
[6]简言之，他的自然，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描述过的那样，乃是一种田园想象（theidylliation）的投射。
法盖曾抱怨说，卢梭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一位绅士在高高的樱桃树上向树下的两个少女投掷樱桃（这是卢梭在《忏悔录》中提到的关于加蕾（Galley）小姐与葛莱芬丽（Graffenried）小姐的一件小事）。
从卢梭的基本态度而言，或许大众会有这样的印象并不为错。
卢梭著述中田园主题变体之多，我们看到后极少有不感到惊讶的。
像卢梭这样的人，具有丰富的、自发性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又以田园的方式实现——我们切勿以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或许在人性的特质当中，再没有比对黄金时代或一心向往之地的渴望更普遍的了。
这种渴望不但激发世间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与艺术，并且在哲学与宗教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伊甸园的故事中无疑便存这种田园的元素；弥尔顿曾把所罗门的《雅歌》（SongofSongs）说成是“神圣的牧歌”
（divioral）；同样地，早期基督徒的“千年”
情结也与这种想象不无关系。
《薄伽梵歌》（Bhagavadgita）中的克利须那神（Krishna）[7]一点也不是牧歌式的人物，然而这部史诗的印度版本中常常会有这样的卷首插图，克利须那神手拿牧笛，旁边是牛群，身边环绕着好些个挤奶女工（gopi，印度教中专指为神服务的挤奶女工）或者牧羊女。
我们在此所关注的，乃是这一类型的想象与现代政治理想主义的关系。
鼓动者主要就是诉诸这一类型的想象，用极乐世界的图景来煽动群众，仿佛这图景在摧毁现存社会秩序之后立刻就可以实现。
英国画家爱德华·利尔（EdwardLear）讲了这么一件事，1848年欧洲革命的时候，他正好客居在西西里某市镇。
他离开了这个地方几周时间，临走时把他的画和其他东西锁在了一间屋子里，并把钥匙留给了旅馆的主人。
等他回返的时候，刚好发生了一场暴乱，这时候他发现旅店服务员满肚子都是意大利勤地酒与爱国热情。
他大着胆子向其中的一个人要他的房间钥匙，以便找几件衣服穿，然而服务员断然不肯走出自己对黄金时代的幻想来处理这种日常生活的细节，向他愤怒地宣称：“从此再也没有什么钥匙或者房间或者衣服了，只有爱与自由。
哦，美好的革命！”
[8]不幸的是，当现实拒绝为理想而遁形，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很容易便相信失败不能归咎于理想本身，而是由于某种共谋。
阿那多尔·法郎士曾这样描摹卢梭的一个幼稚的信徒：他的灵魂属于极乐世界，向往着黄金时代，然而不幸的是，命运却使他成了一个厨子。
在最温柔的乐观主义的引导下，他变得穷凶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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