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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郎士接下来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始于如下猜想，即人生来善良而有德行，结果必然是想把所有的人都杀掉。
18世纪以来的那个时期，其不同寻常之处便在于，不单单是普通民众，甚至是领导阶层受到田园想象之吸引的程度竟然都是如此之深。
是以席勒将田园诗（theidyll）推到了文学的最高位置，并将之与理想（theideal）联系了起来。
然而，我在其他地方亦曾试图说明，田园诗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占据这样的位置。
那种说法看上去更容易让人怀疑是某种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
林肯曾给他的朋友斯彼得（Speed）写信说：“你和我都对极乐世界充满梦想，而那却是现世永远无法实现的，无疑这便是你和我特有的不幸之处。”
林肯在那些渴望极乐世界的人当中，以及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具有人性的一个人。
他在其真正的政治活动中并不带有那种极乐世界的幻想。
在后文中我们将更细致地研究各色人等，他们——与林肯不同——把那种田园式的“视野”
带到了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领域中。
而我现在只想表明，就卢梭本人而言，甚至他的情感也是受制于他的想象的，因为正是他的想象变幻出了一个阿卡狄亚般的地方——他称之为“自然”
，他的情感才朝着这个方向大肆拓展。
不过，我们必须要补充说明一点：如果仅把卢梭描述成一个田园式的、情感式的幻想家，就会忘记他在另一部分著述中——例如他的《社会契约论》，可是表现得严肃而冷峻，极具逻辑性。
我们当然允许卢梭偶然表现出一种逻辑上的严肃性，不过其中表现出来的冷峻就另当别论了。
先说他的逻辑。
他以一个虚构的自然状态为逻辑预设，由此出发而得出结论，这些结论恰可证实以下说法的合理性：针对一切已经确立的秩序，情感上的反叛力量之大，足以令“罗马的顽石奋起叛乱”
。
如果说某个暴君（根据《契约论》的逻辑，欧洲的所有国王都是暴君）的臣民似乎在国内安享太平，那么卢梭说，这也不过是尤里西斯的伙伴们在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Cyclops）的山洞里经历的那种平静而已，他们只是等着被一一吞掉罢了。
卢梭的逻辑与其情感的关系，好比一个惧内的丈夫，外表保持着勇敢、独立之状，实际上却唯夫人之命是从。
此外，卢梭表现出来的逻辑上的严密与冷峻还收获了另外一种结果。
首先，当那些处于现存社会秩序底层的人得知，与那些位于社会顶端的人相比，自己更有德行，换言之，更具有自然状态中那种自发的善，这种说法便极大地取悦了这些人。
同时，无论他们多么愿意相信自己在感情上的优越，也毕竟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没有思考能力的。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群众没有辨别能力。
卢梭的逻辑经过如是设计，至少可以给予群众这种错觉，即这种逻辑具有分辨能力。
卢梭能够获得惊人的影响力，与其逢迎大众的心灵以及大众的头脑甚有干系。
如泰纳（Taine）在写给利里（W.S.Lilly）的信中所云：“是什么给予了卢梭的思想那种非凡的力量？——主要就是其概念的简易。
事实上，这种概念导致的那种政治推理就和比例法（theruleofthree）一样简单。
你如何才能够向这个人证明他并不了解政府的概念是最难得出的概念之一，同时政治推理也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这样你就会冒犯他了。
他绝对不会承认这么荒谬的事居然有可能存在：他那种‘自私自利’（self-love）足以蒙蔽他的判断力。”
到目前为止，我所研究的卢梭是那个真正推动了世界的卢梭——他的情感飞向他的想象构造出来的那个图景，而他的逻辑则被强压着为他的情感服务。
不过，我们必须要看到，在这个卢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不相同的卢梭。
据说有一次，当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有一个父亲告诉他，自己在严格按照《爱弥尔》一书里的原则教育儿子，卢梭的回答是：“那对他来说更糟”
。
这件轶事可能并不完全是真的，不过仍具有某种象征价值。
这件事可以联系卢梭的这句名言来看：我的心灵与我的头脑似乎并不属于同一个体。
如果说他的心灵——如我试图说明的那样，他的逻辑一直在曲意为他的心灵服务——是革命性的，他的头脑却是非常谨慎的。
他对那些求教者的回答通常都很精到、明智，任何一个读过他的往来书信的人都会证实这一点。
如朗松先生（Lanson）所云，卢梭能把自己那些最大胆的学说讲得合情合理，让保守主义者听了平心静气，让机会主义者听了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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