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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谦卑，作为基督教体系的基础，乃是一切真正美德底层的、然而也是深刻的、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一德行，实践起来令人痛苦，看起来又不会给人留下恢宏难忘的印象”
，柏克在谈及法国那些革命者时说，“因此便完全被抛弃了。”
那些革命者更愿意追随卢梭，那个了不起的“虚夸哲学（thephilosophyofvanity）的宣传者与奠基人”
。
卢梭自己曾说，他立足于“最高尚的骄傲”
之上，而骄傲，甚至超过了虚夸，是谦卑之更重要的对立物。
我之前曾说过卢梭为了骄傲的爱国豪情而贬抑谦卑之心。
这种骄傲与谦卑之间的对立，自然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并且事关我们的内在生活（innerlife）。
卢梭用“天生的善”
来取代“人皆有罪，难免犯错”
的旧式观念，由此削弱了个体的那种谦卑感。
另一方面，柏克却捍卫着宗教以及政治的传统与形式，理由是，它们并不是武断、随意的，而是对庞大的过往经验的总体之方便合宜的概括，它们支撑着个体的想象，仿佛是一个牵制着想象的伦理核心；想象转而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个体可以对其无度扩张的自然之我（naturalself）（这包括他的情感，也包括他的理智）加以限制。
柏克强调谦卑，强调那些能够确保谦卑的、他认为必不可少的想象性象征（imaginativesymbols），这从纯粹的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可以化约为对自由之向心元素（tripetalelement）的强调。
而卢梭，至少是那个影响了世界的卢梭，由于他认为传统的制约消失之后，会自发涌现一种扩张性的、意欲建立兄弟情谊的意志（expaobrotherhood），实际上便否认了自由之向心元素的必要性。
如果一个人像柏克那样，拒绝这种“普世仁爱”
的福音，他就很难不像柏克那样来理解看待自由，即自由乃是在实施内在控制与抛弃外在控制之间进行的精细的调节。
如柏克所说：“除非在某个地方对意志与欲望存在一种控制力，否则社会便无法存在，并且内在的控制力越小，外在的控制力就必然越大。”
这种在内在与外在控制之间的调节，主要与个体密切相关，并且终将决定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政治自由。
从这个意义来说，真正的政治才能表现为人文主义式的调节，而非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惰性摇摆。
“建立一个政府并不需要多么审慎。
排定权力座次，同时教会人们服从，这样任务就完成了。
给予人们自由则更加简单。
这不需要引导，只要放开缰绳就可以了。
但是，组成一个自由政府（freegover）——即将自由与限制这两种对立的元素调和起来，并保持一贯，这便需要大量的思考，深入的反省，以及一个敏锐精明、充满力量以及有整合能力的头脑。”
我曾说过，柏克不同凡响，原因便在于他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辉格党人。
事实上，许多典型的辉格党人以及辉格传统中的自由主义者，都像柏克一样，支持适度以及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
然而，他们却没有像柏克那样，给予这种适度、这种个人自由一种宗教、人文制约的基础。
反之，他们或者倾向于成为理性主义者，或者倾向于成为感情主义者，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的伦理或将建立在功用原则的基础上，或将建立在同情以及为他人服务的新精神的基础上，或更常见的便是，建立在这些人道主义要素的混合物的基础上。
柏克的自由，不仅具有宗教的基础，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还涉及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调节。
反之，辉格党人做出的妥协常常不过是在试图妥协以下两种人生观，一方面是宗教－人文主义的人生观，一方面则是功利主义－情感主义的人生观，而双方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因此密尔的自由主义与柏克的自由主义相比，不免会被斥为缺乏想象力，再进一步来说，从严格的现代的观点来看，密尔的自由主义恐怕还会被斥为缺乏批判性。
因为密尔所渴望的自由，只能来自传统的精神控制，或者来自这种精神控制之某种适当的替代物，而密尔的哲学（我将试在后文更充分地展示这一点）两者都不能提供。
在柏克那里，很少见到这种浅薄的做法，即试着调节两种不能相容的基本原则。
但是，我们仍可感觉到，他没有充分认识到新旧原则之间发生的碰撞的范围与程度，此外，在他为自己的宗教、人文立场做辩护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有一些难以论证其合理性的蒙昧主义的元素。
从柏克那里，我们会觉得，英国仿佛完全是由信仰基督教的绅士组成的，他们时刻准备着集结起来，支撑传统文明的宏伟大厦，并维护人生中那些植根于道德想象之上的行为准则，而那些“诡辩家，经济学家与精于算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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