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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父母、老师、牧师，还是手艺大师或是政治家，他们在各行各业不同程度地体现并执行着文明的标准。
他们会赞扬和鼓励，也会谴责和批评。
他们会让一些人通过，但也会阻止另一些人。
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既不僵化也不呆板。
他们明白文明的精神不能依靠精确不变的规则一下子全部抓住。
这种精神需要创新性、灵活性以及新鲜的血液。
即便是文明程度不高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守门人”
，只是他们并不具备教化功能。
他们也赞扬和谴责，不过只是为了并不崇高的目的而为。
宣称捍卫平等的社会比贵族社会更加充满歧视，而且事实上可能不仅轻慢真正的区别，还会更加严苛地对待和不能容忍他们所不赞同的意见。
埃德蒙·伯克写道：“凡是企图使人平均的人，绝不会使人平等。
在由各色公民所组成的一切社会里，某类公民必定是在最上层。
因此，平均派只不过是改变和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而已；他们使社会的大厦不堪重负，因为他们把结构的坚固性所需要放在地上的东西置之于空中。”
[1]一旦由错误之人来定调，时常脆弱的文明结构便会开始土崩瓦解。
既然总会有某些人对其他人行使权威，那么领导的质量就是文明的中心问题。
西方世界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强烈共识：权力应当尽可能由那些具备美德与智慧、拥有高度修养的人来行使。
希腊文用“贵族”
（aristoi）这个词来形容这种人，意即“最好的”
。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其关注这种人获取这些性格特征所要经受的训练。
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些天生的贵族成员能够跳出个人或党派利益，真心去关注整体利益。
他们能与有相似倾向的人结下真正的友谊。
他们的高贵品质使真、善、美这些生命固有的价值有可能融为一体，而这种结合的卓越之处只有纯粹冥想的生活才能比它略胜一筹。
人通过“教导”
（schole）、休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坐拥空闲无事可干，而是为积极培养人类更高品质的诸如道德、艺术、哲学与政治意义上的活动——来为更好生活做好准备并立足脚跟。
贵族与心胸狭窄、感官能力不足的自私自利者是迥然相异的。
让我们回溯一个由古希腊人保有的古老的西方信念：整个教育与社会应当培养完满的人格——一种通过希望实现生命最高的、最令人满意的价值来达到完整而协调的人格。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坚决为私有财产辩护的背景所在。
他说到，拥有物质财产是通向美好生活一个可取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它在某种程度上将人解放出来去从事保持他们最高品质的活动。
但亚里士多德指出，合作也是可能的：那从根本上不是为了人类生存的更高目的，仅仅是为了利益或享乐而已。
为了这些目的达成协议对合作者们的道德品质和完满人格并无要求，他们只需知道私利。
即便是坏人也会因为看到自己有利可图而决定合作。
因为这种联合与更高、更持久的目的无关，因此注定不会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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