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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变化的，它会适应特定历史环境下的道德需求，然而并不像理智主义者和极端的历史主义者所倾向认为的那样，这种观点不代表正义的定义是随意的或者是历史相对的。
相反，正义的变化性应该被解读为，“那些超验的东西会通过有选择性地潜藏在历史中来展现它自己”
。
[30]换句话说，当柏克意识到恶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展现不同的形式时，善或者正义的情形也是一样的：“精神是轮回的，但是它不会因为改变了面貌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则，它带着一种青春活力在自己新的躯体中新生了。”
[31]因此，虽然一方面在其“精神”
的意义上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在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每一种表现方式都是独特的。
善的实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既适应了特殊的环境，又是在独特的历史中发生的。
正如即将简短地讨论到的一样，柏克认为，不是因为抵抗了历史的变化与流动，人们生活中的那些持久的、永恒的东西才被保留下来，相反是因为并且通过历史的变化那些东西才得以存留。
经验的历史性使抽象的观点不足以支撑道德或政治的决定。
有趣的是，那些在历史主义倾向中不那么极端的观点所付出的代价更大。
换言之，那些认为道德会在历史中具体化的人，比起那些认为道德在历史中的变化只表明道德的相对性的人，要承担更多的道德风险。
对于那些认为正义或善能根据特殊情势下的道德需求而改变自己的形态的人，依据抽象原则和绝对真理做道德和政治的决定会破坏真正的、有历史具体性的道德要求。
脱离具体现实的那种人类理智的判断将导致无视道德需求的决定，因而在道德上是有害的。
虽然历史相对主义者也许会认为理智主义者对道德的看法是狭隘的，但是相对主义者认为我们并不了解依据抽象概念做决策会导致的道德“代价”
。
去历史化的思想，对于相对主义者而言，能够而且应该被视作是无知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在历史的局限之上有规范的意义。
然而，对柏克和这里所提出的观点而言，反对抽象的思想和注意特殊政治语境下的需求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有道德的。
因此，柏克不断地强调针对政治问题做细微的调整是一种美德，并且批判法国的立法者在做宏伟的规划时，完全无视了情势的需要。
[32]在这些规划中，柏克尤其批评了那种试图根据极度理智主义和几何化的设计来重划法国政治管辖区的行为。
[33]柏克倾向于让立法者以一种更审慎的方式来改进“旧的机构中有用的一部分”
。
[34]而且，柏克更希望让众多立法者参与到政治设计中来，让其以零碎的形式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化，用这种方式提供“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心灵能提供的帮助”
。
[35]以具体的知识为基础，政治系统会更加细致，也更能与具体的道德需求协调。
由于有着适应政治设计和依据它调整的灵活性，“当隐藏在最具希望的设计中的恶出现时，人们就已有了准备。
人们能够尽量不为一种益处去牺牲另一种益处。
我们补偿、我们协调，我们平衡”
。
[36]依据柏克的观点，最好的立法者能意识到，好的政府会让它的“可塑性”
[37]去适应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偶然情形。
对道德和政治决策者来说，就是让最正义的结果实现恰好需要这种可塑性和对特殊道德需求的回应。
正义的变化性这一主题在瑞恩的文章《历史与道德秩序》中有着深入的讨论。
文章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列奥·施特劳斯这位自称为反历史主义者的思想中，瑞恩发现了他对正义会随着道德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有限的支持和发展。
[38]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主张：“所有权利—因此，所有的自然权利—都是可变的。”
[39]瑞恩指明了施特劳斯与托马斯·阿奎那之间关于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的争论。
依据施特劳斯的观点，托马斯将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太过狭隘，托马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仅仅表明正义的那种特定的、衍生的规则是可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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