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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页）黄伟林指出，严风华“以回归土地的姿态，展开了一个现代人的心灵诉求”
，并把《一座山，两个人》与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山南地北》同归为“从自然那里寻求精神的力量，为心灵寻找栖居之所”
的新时期长篇散文谱系，他认为，“也许严风华没有韩少功那种宏大的担当，但他的回归土地同样反映了现代人面临的精神烦恼”
。
[6]《一座山，两个人》的创作，不仅面对了“城市与乡村”
的现代文学母题，且已关涉到更为广泛的“言志”
、“载道”
以及个人、社会、自然等等无法回避的文化层面，促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由来及其艺术身份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什么是散文？
什么是散文？或者说，什么是中国现代散文？周作人指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
[7]。
他希望新文学作家去学习外国文学里的叙事抒情“美文”
的做法，“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
，并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
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法，但是需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
[8]尽管朱自清认为周作人与名士派“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
，其实“他（还有鲁迅、徐志摩等）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
，[9]但周作人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
[10]并反复强调：“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小，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路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
……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
[11]他认为，“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一种愤懑”
[12]，“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
[13]，“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无论其为清代的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
对这种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当然是不遵命的革命文学。
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
[14]；现代的散文“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但它“好像是以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
[15]
对于五四小品文的成绩，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人都有很高的评价。
鲁迅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16]。
郁达夫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就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
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
，所以，除了个性的表现及范围的扩大之外，“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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